印度伦理的历史性变迁与结构特征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丽萍,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副研究员;张淑兰,博士,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和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原文出处:
南亚研究季刊

内容提要:

印度的伦理观经历了“两变”、“一不变”的历史发展。它将古代的宗教化、近现代的圣雄化和当代的法制化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现代性发展特征;将古代偏重人与社会、近现代偏重政治与人和当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与人整合在一起;呈现出日益完善的系统综合性特征;将古代的多元共存、近现代的东西方交融和当代的多元统一聚合在一起,呈现出根深蒂固的多元性特征。经过历史的洗礼,印度关于人、社会、政治、经济和世界的伦理观,既保留了其民族独特性的特殊性原则,又为全球伦理观的构建提供了多元共存和非暴力的普适性原则。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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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1508(2014)04-0092-08

       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认为“没有一种全球伦理,便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我国学者欧东明认为,该宣言只是提出了分别出自基督教传统和儒家传统的有关“道德金律”的表述,严重忽视了印度传统,他专门特别地强调了印度的非暴力主义。①其实,早在1984年,C.克劳福德(Crawford)在《印度伦理思想的发展》中以深入的观察为依据得出结论说,印度人的思想为确立全球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②世界著名小说家福斯特的《印度之行》,其题目来源于惠特曼的同题诗篇《印度之行》。在惠特曼看来,印度是灵魂的归宿;在福斯特看来,印度是“人类永恒的家”。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从印度伦理观的历史发展脉络,就印度民族和印度国家伦理观的结构构成和内容演变特征,作一粗浅的梳理,以冀为全球伦理的构建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印度伦理的日益现代性

       印度民族和国家的伦理观将古代中世纪的宗教化、近现代的圣雄化和当代的法制化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承前启后的现代性发展特征。

       (一)古代中世纪的宗教化

       尽管“印度人没有纪事的历史,所以他们也没有事实的历史”,③但是,印度古代时期的宗教典籍却非常丰富。

       印度最古老的文献资料是印度教的前身——婆罗门教的最原始文献《吠陀》(veda)。它出现在印度原始社会瓦解和阶级社会形成时期(公元前1500年—前900年),即著名的吠陀时期。那时,印度人的伦理观念主要体现最早的隶属于吠陀本集的《梨俱吠陀》。在阶级社会诞生后,印度人的伦理观念主要体现在《吠陀》的最后一部分,即公元前10世纪—前5世纪之间的《奥义书》中。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婆罗门教僧侣根据《吠陀》与《奥义书》的基本思想,以及传统习惯惯例,创立了一系列关于人生行为规范的法经(Dharma sūtra)和法论(Dharma sāstra),即《摩奴法典》(Manu-smrti),构成印度最古老的伦理观念的基本内容,影响持续数千年,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印度教教徒的伦理观念。

       公元前600年—前500年,印度诞生了其他各种宗教派别,如佛教、耆那教等。印度的宗教哲学思想进入了百花齐放、繁荣发展的盛世。仅就佛教而言,经过了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三个阶段,到公元9世纪左右,佛教有了大批的重要的经书。耆那教的重要经书是《谛义证得经》,顺世论的重要经书是摩陀婆的《摄一切见论》。

       到了11世纪,来自中亚和中东地区的穆斯林三次入侵印度次大陆,并建立了印度封建社会时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莫卧儿帝国。在中世纪宗教一统天下,世界上基督教世界、儒家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三足鼎立,穆斯林世界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组成。莫卧儿帝国在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进入强盛时期,各种宗教思想在印度共存共荣,宗教辩论成为国家大事。因此,“印度古代的伦理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印度的宗教哲学之中”,④古代印度人的伦理观念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印度是世界宗教和人种博物馆,多元性非常突出,但是,直至今日印度教仍然是印度的主体宗教。印度民族众多,但没有一个民族的人数超过全国总人口的一半,而信仰印度教的人数却占全国总人数的82%还多。可以说,“印度教所代表的文化,就是印度民族精神普适性的依托”。⑤因此,下文在分析印度民族和印度国家伦理观的时候,主要是依据印度教教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否认其他宗教伦理观的存在和影响。

       (二)近现代印度民族伦理观的圣雄倾向

       进入近代,印度次大陆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以理性和人性为特点的西方文明携带着坚船利炮闯入印度次大陆,对次大陆人民的伦理观形成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英国殖民者在次大陆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分成英国直接统治区和间接统治区——500个土邦王公的统治区。在这种情形下,印度的伦理观进一步复杂化,出现了更加严重的分化。另一方面,在英殖民者未进入南亚次大陆之前,古印度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单元的分散、不统一,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对印度长达近200年的殖民统治,将四分五裂的印度连结成为一体,印度人的整体意识、一体化意识开始形成。

       在这种既分裂又一体化的撕扯过程中,最终有一个人把整个次大陆的民众团结了起来,那就是圣雄甘地。“甘地主义作为印度农民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中介’”,⑥把历代不关心政治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吸引到民族主义运动中来,印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伦理观进入生成阶段。依靠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道路,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正式建国,真正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印度民族精神和民族伦理观开始形成。甘地的思想代表了次大陆民众的心声,也符合次大陆历史发展和伦理发展的潮流。甘地的一言一行充分代表了近代时期印度人民崇拜向往、并且愿意追随的理想。

       就印度的伦理观而言,与古代的宗教化相比,近代的甘地化表明印度的伦理观从神化过渡到人化。印度民众赋予甘地以圣雄的称号,“圣雄”来源于梵语的敬语“mahatman”,意思是“伟大的灵魂”(Great Souled),接近于神人的凡人。与古代的宗教相比,甘地的思想代表的是印度民族的思想,而非部落社会群体的思想,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和集中代表。时至今日,印度学者告诉笔者,作为研究印度的中国学者,必须了解的人就是甘地,必须读的书就是甘地的著作。可以说,甘地的思想与宗教思想一样是现代印度伦理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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