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伦理及其现当代价值

作 者:

作者简介:
温克勤,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伦理学研究

内容提要:

现当代是否只适合发展规范伦理,而德性伦理注定趋向衰落?本文在分析德性伦理与道德特质、中国古代与西方德性伦理传统、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德性伦理以及如何应对德性伦理所面临的挑战和冲击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德性伦理在现当代仍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仍是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期刊代号:B8
分类名称:伦理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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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5)01-0032-04

       德性,指人崇尚的道德理想信念和个人的品德操守。德性伦理强调人的内在信念、善性良知、责任义务对道德行为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德性伦理在现当代虽遭到挑战和冲击,但其仍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仍是伦理学研究与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我们在对发展德性伦理充满自信和期待的同时,也要看到做好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一、德性伦理与道德特质

       为了解德性伦理的价值意义,有必要对道德的特质做一简要说明。道德具有自觉性、利他性、理想性特质。自觉性讲人的道德行为是自觉、自主、自愿的,完全靠人的内心信念起作用,而不像法律规范那样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外在强制力量来维持。道德的自觉性体现了人在道德活动中的意志自由和主体性、主动性,是真正做自己的主人;道德的利他性强调在调整各种利益关系时,不能以个己私利为依归。没有利他利社会的意愿、动机不能成就真正的道德行为。道德的理想性要求人们向最善美的行为看齐,促使人们的行为从“现有的”向“应有的”、“理想的”转化。道德理想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动力,鼓舞人们不断地向新的道德境界攀升。于此我们不难看到强调人应具备高尚道德信念,良好道德品格的德性伦理与呈现自觉性、利他性、理想性的道德特质是完全一致的。二者可谓一体两面。正是德性伦理彰显着道德的特质,生发出感人诱人的魅力。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传统伦理对道德的释义,对于彰显道德特质尤为贴切。比如,东汉刘熙《释文》讲:“德者,得也。”许慎《说文解字》讲:“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更进一步讲“内得于己,谓身心有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既强调了道德的自觉性(“自得”、“内得于己”),又强调了道德的利他性(“施惠泽于人”、“外得于人”)。中国传统伦理特别强调道德的理想性。诸如讲“日新其德”(见《易·大畜卦·象》)“孳孳为善”(见《孟子·尽心上》)“见贤思齐”(《论语·里仁》)“止于至善”(见《礼记·大学》),以及“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周敦颐:《通书·志学》)等等。认为人只要努力修养德性,便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即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涂之人可以为禹”(《荀子·性恶》)。中国传统伦理之所以影响深远、感人至深是与其注重德性伦理,彰显道德特质密不可分的。

       二、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德性伦理

       中国传统伦理学中,以儒家的德性伦理最具代表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讲:“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之初性情差别不大,后来的差别乃是习染所造成的。他以此告诫人们注重德性修养,使自己的行为始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仓促匆忙时)必于是,颠沛(狼狈困顿时)必于是”(《论语·里仁》)。孟子明确提出“性善”论,认为性善是人的道德行为的内在根据。人须依照“求放心”“养心”“先立乎其大者”的修养要求,以“养吾浩然之气”(见《孟子·公孙丑上》),成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道德理想人格(《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提倡“性恶”论,强调人须“修意志,正身行”(《荀子·富国》),以克服因放任生理本能“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见《荀子·性恶》)。这里“修志意”是“正身行”的心灵基础。荀子又讲“养心莫贵于诚”(见《荀子·不苟》),认为人只要真诚无欺地“养心”(修志意),便能做到“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守”(见《荀子·不苟》),即一心一意地“守仁”“守义”。儒家经典《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篇对于德性伦理作出了系统精致的概括。《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德性修养论的这一经典表述,不仅强调了“诚意、正心”的德性修养,而且强调了德性与事功、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中庸》则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作为儒家德性教化的纲领,与孟子讲的“尽心知性知天”(见《孟子·尽心上》)一样,为德性伦理与德性教化提供了“天人合一”的本体论形上学根据。

       汉唐宋明时期,儒家学者结合时代的需要发展了先秦儒家的德性伦理。汉唐儒家学者董仲舒、韩愈调和“性善”“性恶”论,倡言“性三品”说,以人的内心德性(善、中、恶即仁、礼、信、义、智的有无、多寡)作为人之德品上下高低的评判标准。汉代儒家学者扬雄更明确提出“学者,所以修性也”(《扬子法言·学行》),“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者为善人,修其恶者为恶人”(《扬子法言·修身》)。宋明儒家学者则更加强调义利、公私、理欲之辨,“而今需要天理人欲,义利公私,分得明白”(《朱子语类》卷一三)。他们主张“重义轻利”、“存理去欲”、“廓然而大公”(见程颢:《定性书》)、“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见程颢:《识仁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见张载:《西铭》)。并提出了“居敬穷理”、“发明本心”、“致良知”、“希天、希圣、希贤”等一整套德性修养的理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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