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22.5 性善论是孟子标宗立派的核心思想。《孟子》一书中《告子》《尽心》《公孙丑》诸篇对此都有精彩的论证。但是性善论的研究者们注意到，这些篇章的论证隐含了两个问题：一是孟子很少直陈“性善”，那么孟子是如何进入性善的讨论的呢？二是心、性、情三个概念在孟子论证性善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它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第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孟子性善论的义理架构。近代很多学者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精到的研究与探索。针对第一个问题，唐君毅等人提出“即心言性”、“心善故性善”的说法，针对第二个问题，牟宗三、徐复观等人认为心、性、情具有本质的同一性。这些研究对以上两个问题给出了初步解释，但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第一，在孟子性善论的思想进路中，“即心言性”只是解释了心的环节，那么情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第二，在孟子性善论的义理架构中，“心、性、情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但心、性、情毕竟是三个概念而非一个概念，那么它们在性善论中各自的功能又是什么呢？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即心言性 按照一般的创作规律，标志一个哲学家核心思想的关键概念必然会被反复论说。孟子以性善论标宗立派，但奇怪的是今本《孟子》中直接论及“性善”的文本却少得可怜。《孟子》七篇“性”字37见，其中35见都在最后的《告子》《尽心》两篇。《孟子》七篇直接提到孟子论性善的只有两处：一是《滕文公上》的“孟子道性善”，二是《告子上》的“今曰性善”。葛瑞汉曾指出，《滕文公上》的“道性善”一语，只是《孟子》一书的编辑者的“一种叙述式的表述”；除了《告子》篇开头与告子争论的那几段文字之外，“孟子自己决不痛快地说人性善”。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性善”一词可能只是孟子为了与论敌辩论而采用的“一种非常恰当的习惯用语”，“只是作为方便的标签和争论的要点”。(参见葛瑞汉，第35、73-74页) 针对这种现象，性善论的研究者们提出了“即心言性”的解释思路。按照这种解释，“孟子道性善”从来就不是直接从性契入，而是从心说起，即心言性，心善故性善。徐复观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曾下断语说孟子是“以心善言性善”，“以心善证明性善”。(徐复观，第161、172页)此后不久，唐君毅也说：“孟子言性，乃即心言性善。”(唐君毅，1989年，第38页)牟宗三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在孟子，性固然是理，而这个‘性’之理从心见、从心来的。孟子是从心说性。”(牟宗三，2004年，第6页)“即心言性”被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总结为“性善论的基本进路”。(杨泽波，第29页)根据这一进路，孟子指证性善不从性本身来说，而是从心切入，从良心本心说起，良心本心是善的，因此性是善的。 的确，孟子阐述性善常从两种心说起：不忍之心与四端之心。不忍之心与四端之心的经典表述是下面一段话：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下引该书仅注篇名) 不忍之心与四端之心是通过“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样一个假设的经典案例引出来的。关于不忍之心，《尽心下》说：“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在这里，孟子把不忍为之之事扩充而达于忍心为之之事就是仁。关于四端之心，《告子上》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在这里，孟子不再说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四心是仁义礼智之四端，而是直接说四心就是仁义礼智四性。不忍之心之充达即仁，而四端之心中的恻隐之心亦即仁，所以不忍之心与四端之心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在这些文本中，无论是不忍之心还是四端之心，孟子都用了一个相同的词“皆有”。遍检《孟子》全文，“皆有”一词共15见，令人惊奇的是，其中有12次都是用于心字。此足见孟子使用“皆有”决不是偶或用之，必定有所特指。其所特指者即心，或者说人所“皆有”者即是心。 孟子指证人皆有不忍之心与四端之心的方式很特别，他不是用一种逻辑推论的方式而是用直接肯认的方式。上一案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是“乍见”。人们突然看到(乍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的那一瞬间，都会有一种特别的内心感受和直接感应。“对此突如其来之事之直接的心之感应，就是这个恻隐、羞恶。此处即见心本性之涵仁义或具仁义，而见性善。”(唐君毅，1984年，第76-77页) 孟子即心言性之心是这种乍见之下的不忍之心与四端之心，与之相对的是纳交、要誉、恶声等对外在声名欲恶的比量计较。与这两者之分别相应的是“心之官”与“耳目之官”之不同：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 朱子注曰：“官之为言司也。”(朱熹，第335页)官是职司、负责的意思，表示的是一种功能。官有“耳目之官”与“心之官”之分，耳目与心是两种不同的功能主体。耳目之官或耳目的功能是视听，其对象是声色。目视耳听是一种感知，其所感知的对象是声色等“物”。这种感知的特点是“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是将外物放在感知主体对面并作一种对象化的分析推求与辨别打量。在这种情况下，耳目与其对象一样也只是一物，所以耳听声、目视色就如镜照物一样，不过是以物听物、以物观物，所以这种感知也就是以物知物，此即孟子所谓的“物交物”。显然，这种知是现代心理学、知识论中的观解认知之知。与此不同，“心之官则思”，心的功能是思。心之思当然也是一种知。思这种知的特点是“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思这种知极其简易，极其直捷，不思不得，一思就得，根本不需要任何推求分析等中间环节。下文将论述到，心思的对象是仁义礼智等内在德性，所以思是对内在德性的一种直接觉知，或者说思是内在德性的自明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思“并非是认知意义下的‘思’，而是道德意义下的‘应然自觉’”。(黄俊杰，第58-59页)这种应然的自明自觉就是孟子所谓“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