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乌托邦”  

——论恩斯特·布洛赫的哲学命题“乌托邦”

作 者:

作者简介:
金寿铁,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吉林 长春 130033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乌托邦是20世纪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范畴。布洛赫的乌托邦这一哲学命题,确切地说,他的“具体的乌托邦”方案不仅是他的全部哲学创作的轴心,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所在。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是人类对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预先推定,也是人类改造现实的能动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希望之源。马克思主义并非不是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的新事物。“具体的乌托邦”即“现实的乌托邦”与“抽象的乌托邦”相对立。“具体的乌托邦”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可能性的尺度,是一种斗争原理、一支社会力量,它预示政治上的未来远见、新事物的未发现状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3-0110-10

      人是什么,这首先是一个人类学的命题。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认为,人是来自自然的“乌托邦的生物”①。布洛赫恰恰用《希望的原理》把握住了乌托邦概念:“我们完全可以用乌托邦这个外来语代替和翻译希望这个词。”②当乌托邦被标明是“人的特征”,而对人来说,预先推定是“我们的力量以及诸如此类的命运”时,乌托邦就被提高为人类学的基本原理③。在此意义上,乌托邦是人类对未来更美好世界的预先推定,也是人类改造现实的能动原则和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和希望之源。

      一、蜗牛与乌托邦

      人活着,总是预先推定一个更美好未来的现实图像。因此,只要人类梦想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存在希望。与此相反,蜗牛只知道自身所属的那层躯壳,而全然不知道外在于这层躯壳的世界。但是,人不是生活在自身躯壳中的蜗牛,对于人来说,不仅世界是敞开的,未来也是敞开的。因此,在《向乌托邦告别吗?》一文中,布洛赫指出,“对更美好生活的梦的放弃态度仅仅适用于蜗牛。这种动物现在并不持有乌托邦、将来也不会持有乌托邦。”就像柏拉图“国家”(Politeia)中的洞穴奴隶们一样,蜗牛只是抽象地接受外部世界,根本不想从自身躯壳中“向外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蜗牛日记》(1972)④中,德国当代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1927- )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和希望的原理提出了质疑和批判。《蜗牛日记》为一部纪实体的文学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有意识地将负面人物奥特的家安排在“离布洛赫教授不远”的地方。这与格拉斯对布洛赫《乌托邦精神》和《希望的原理》的批判态度是一脉相承的,他在以后问世的《比目鱼》(1977)、《母鼠》(1986)等作品中也不时地对布洛赫旁敲侧击,呼吁世人告别乌托邦。

      在《蜗牛日记》里,格拉斯援引所谓“蜗牛原则”勾画自画像,可谓惟妙惟肖、鞭辟入里。例如,“试图将我定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蜗牛原则压根就不包含确定性和连贯性;他极度怀疑理想主义、唯一真理要求等“冥思苦想者的骗局”,特别“害怕那些想劝我皈依的人”,因为蜗牛原则从来不吃这一套;他强烈拒斥“绝对性以及诸如类似的紧箍咒”,坚决反对不给个体留下任何空间的极权主义思维以及憧憬某种或许自己也说不出所以然的第三者,因为蜗牛原则根本不信这一套。

      诚然,字义上,德文Utopie表示“乌有之乡”,也可解读为“空中楼阁”,即表示“不切实际、好高骛远、不符合客观现实可能性的空想”。但是,“乌托邦”也可在“现实性”、“可能性”、“趋势-潜势”等概念意义上使用。在布洛赫那里,“乌托邦”正是指这种人类的普遍意向,即对“尚未存在的”更美好世界的希望和期待。在布洛赫看来,世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向未来的各种可能性永远开放的过程,而人类总是期望达到更完美的状况。他认为,世界是造梦、追梦、圆梦的“世界梦”,即一个没有贫困、剥削、压迫和异化的社会制度,因此,他的“乌托邦的精神”、“希望的原理”与空中楼阁正相反对。

      但在格拉斯笔下,布洛赫这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名字却成了一个简单的代码,它代表了一种空想的“乌托邦主义”哲学,一种无视人的历史责任感的盲目乐观情绪,一种对与日俱增的忧郁现象视而不见的天堂般的承诺。格拉斯笔下的蜗牛害怕“天堂”这个字眼,深信自己的人生经验,认定在所有的天堂承诺那里所期待的只能是大灾难。⑤因此,面对世人不断提出的“有望还是无望”的问题,格拉斯总是表态说“无”,总是“对终极目标的幸福状态的追求”表示严重质疑,从而他恰恰扮演了布洛赫笔下又臭又硬的“蜗牛”形象,即“现在不拥有乌托邦、将来也不会拥有乌托邦”的动物。

      在《向乌托邦告别吗?》一文中,布洛赫对格拉斯笔下的这一套蜗牛原则做出了无情揭露和批判:“现在,我认为,向乌托邦告别其实只适合于从未持有,将来也不会持有乌托邦的蜗牛;是的,有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格拉斯]著有《一只蜗牛的日记》。但是,对于蜗牛,不可以期待乌托邦。对于蜗牛,也不可期待乌托邦和自然法所分担的主要内容,即直路和直路的矫形外科手术。在我看来,如果有人现在把蜗牛之路接受为是典范,那么他就完全放弃了人性,这本书也只能为通晓这方面的蜗牛阅读了。”⑥

      但意味深长的是,布洛赫用“向乌托邦告别吗”这一问句单刀直入,直接击中了20世纪70年代西欧历史哲学中风行一时的反乌托邦的怀疑主义以及所谓“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的软肋。实际上,“向乌托邦告别吗”这一问句不啻是针对现代所有左翼知识分子,即对马克思主义感到幻灭的人们敲响的警钟。按照布洛赫的观点,那些借口前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旋即抛弃自身的批判世界观的人们无异于迄今仍然寓居在自身躯壳中的蜗牛。如果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理论与实践的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人从一开始就承认理论变化与实际变化之间的差异,那么他们当初就决不会对马克思主义如醉如狂,而且现在也决不会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绝望的幻灭感。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