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2-0064-09 首先说明，我们将要讨论的经验性方法，决不是阿尔都塞批判过的18世纪的理性主义的经验主义的方法，也不是发端于“实证”科学的经验批判主义的方法，而是类似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倡导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经验性方法，确切地说，是1842-1845年间马克思批判现代德国哲学时所采用的“纯粹经验”的方法。以“阿尔都塞与经验性方法”作为论题，一方面表明我们既要考察阿尔都塞对经验性方法的一般性使用，还要考察阿尔都塞运用经验性方法的合理性，即他在哪些地方合理地运用经验性方法的同时，又在哪些地方失足了。对这个合理性后一方面的考察，仅仅是在尝试解答他的“认识论断裂”及其推论备受质疑的原因的一种可能途径，并且在必要时对经验性方法的某一方面进行分析，这也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马克思的纯粹经验方法；相反，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论“认识论断裂”理论或者阿尔都塞本人的思想整体。解答阿尔都塞备受质疑的原因——作为一个问题，是由阿尔都塞思想发展中那些“矛盾”的地方和解决矛盾方式组成的，犹如笔者认为矛盾的地方，在其他作者眼中远非这一处一样，即使针对同一矛盾的解决方式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化的。 一、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的对立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一般意识形态特别是1842-1845年德国哲学时，首要的工作是确定批判的前提即思维的出发点；如果缺少这个前提，将要进行的针对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批判就无法进行。以这些人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家分别有各自的哲学前提——“实体”、“主体”、“自我意识”，与他们不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哲学前提是具体现实的个人。马克思着重指出，之所以得出不同的前提，是因为寻找前提的方法不同。在他看来，“实体、主体、自我意识”都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上通过“臆想”的方法产生出来的，具有思辨性和神秘性，而“具体现实的个人”就“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也就是说，马克思和他们在思维的逻辑起点上完全不同。 “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在方法论上是完全对立的。这样，马克思就不会一般地使用经验性方法，而是采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去探究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作为第一前提——具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是完全不能够被怀疑的。之所以采用“纯粹经验”的方法，原因在于这种方法本身不会掺杂任何思辨的抽象的成分，“感性的理智”比“思辨的理性”宝贵得多。正如在《神圣家族》的“思辨结构的秘密”一节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果品”概念时所做的分析：“普通果实的千差万别，不仅对我的感性的理智有意义，而且对‘果品’本身，对思辨的理性也是有意义的。”[1](P278)马克思既将“感性的理智”与“思辨的理性”作了区分又进行了取舍。“感性的理智”仅靠纯粹经验就可以辨别出果实的千差万别，相反，思辨哲学家、唯灵论者偏偏依靠理性从“果品”概念出发，进行无数次的千差万别的“创造”。马克思之所以倾向于“感性的理智”和“纯粹经验”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目的在于把德国哲学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P525)注意：“经验”在这里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经验”的方法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一是经验是可感、可知的“感性直观”、“感性确定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到“感性直观”时，费尔巴哈就是因为没有区分“普通直观”和“高级的哲学直观”而遭到批评，恩格斯还在批评上特意加了边注：“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镜’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1](P528)这类哲学家总是倾向于神秘的理性而将感性的可以经验的事实摆在一边，显然，费尔巴哈也被划归这一类哲学家。马克思最后总结道：“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P528)至此，马克思将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创造、生产确定为现存感性世界的全部经验基础。经验的对象是感性世界的物质生活，那么，经验性方法的特性也就由它的对象来决定——它是与神秘的思辨的理性相对立的、确立存在的现实事实的一种方法。 第二层含义——经验与哲学上的“物质”概念相联系。在哲学基本问题中，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相对立，并且一定是在有限的范围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这种对立无疑是相对的。在特定的有限的范围里，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的对立就被提升到哲学层面，表现为思维世界里的绝对对立；跨越这个有限的范围，并由这个范围向外延伸，我们会发现，这种对立更多地表现在由现实生活的具体向理论思维的抽象的转化过程中，纯粹经验与思辨理性的对立正体现着这种转化过程的方法论上的对立。马克思所说的“纯粹经验”的方法，不仅是与思辨的抽象的哲学意识相对立，而且主要的落脚点在于对物质生活的现实观照，一些“人之为人”的基本的生活常识。 马克思对这种经验方法设定了前提，经验方法从现实的前提出发，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针对费尔巴哈的“人”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虚幻，马克思强调了“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发展的人”，这样，才不至于陷入抽象的经验主义的窠臼，亦不会陷入抽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方面，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1](P526) 二、阿尔都塞的第一种推论的合理性 阿尔都塞是从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整体去开展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他承认他所使用的经验性的方法，就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明确阐明了的“纯粹经验的方法”。考察阿尔都塞对经验性方法的认知和运用的早期阶段，将我们的目光转向他的论文《论青年马克思》(1960年)。他在这篇文章中研究得出的主要论点，我们姑且称之为他依据经验性方法得出的第一种推论。之所以界定为“第一种推论”，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其一，综观阿尔都塞不同时期的著作，其中明确提到“推论”的地方有多处，然而大都杂乱无章，严格意义上，这些推论并不总是围绕着同一主题或不同时期不同主题间的联系展开，即便在同一著作中各个推论间也很难发现严密的逻辑。所以，笔者将《论青年马克思》中的基本问题、主要结论概括出来，并将这一结论还原为1960年阿尔都塞的思想整体的一个主要方面，再从这个主要方面的推论去检验阿尔都塞使用经验性方法的合理性。其二，阿尔都塞并不是严格地贯彻了马克思纯粹经验方法的科学性原则，故而首先预设第一种推论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前提去分析阿尔都塞在后来思想发展中对经验方法的误用。当然，仅在经验性方法的使用上，阿尔都塞失误的地方不止一处，而我们仅选取三个时间段：1960年、1962年、1963-1968年，以求表明他本人在这种方法上的正确与失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