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与文化不是同等的概念。文化，在广义上，是人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出来的东西。在这里，一定的目的就是文化的观念，而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就是文化的实物。这就意味着，文化是由文化观念和文化实物两个层面构成的，两者相比，文化观念是比文化实物更重要的方面，因为没有文化观念，就没有文化实物，而文化实物只能是文化观念的表达。因此，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一种文化，了解该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就必须以文化观念为研究对象，从一定的文化实物进到该文化的观念之中。 从另一方面看，文化观念对于文化的创造来说，并不是抽象的，也不是预设的，而是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想产品。作为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想产品、文化观念，一方面是从先前的文化观念继承而来的，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是通过反思和批判当下的文化产品和人们的社会活动创造出来的，是一定时代的创造物。前者决定了文化观念的客观历史特性，后者体现了文化观念的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哲学研究文化观念，就面临着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要说明一定时代、一定民族的思想家们是如何将客观的、历史的文化观念转换为主观能动的文化观念的，或者说，是如何从选择和批判先前的文化观念中创造出新的文化观念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和事实的反思；另一个任务是要考察文化价值的有效性，建立起文化的自觉，这是文化观念的创新。本文力图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通过考察近30年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变革的历程，揭示当下中国文化观念的基本要素，阐明我们当下需要一种什么样的文化观念，什么样的文化观念是健康的，是能够真正引导中国走向文化强国的。 近30年，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正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是，在这个事实的背后，或者说，使这个事实成为可能、变成现实的，却是一系列的思想辩论。在这一系列的思想辩论中，有三场思想辩论对于中国文化观念的变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场是全球化的讨论；一场是现代性批判；一场是“软实力”的探讨。正是这三场讨论，熔铸了当下中国文化观念的三个基本要素：中国市场社会观念、中国现代文化性格观念、文化领导权观念。鉴于此，本文通过历史地考察这三场思想辩论，分析这三个基本要素的形成及其哲学内涵。 一、全球化讨论与中国市场社会观念的形成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意义。有人把地理大发现作为全球化的起始，事实上，全球化的意义的真正确定是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的。19世纪70年代-80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了民族国家，有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借助国家的力量向西欧以外尚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的东方国家扩张，走向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建构的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并最终引发了帝国主义战争。为了抵御帝国主义和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广大的东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民族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中产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扼制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这可以看做是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建立的未完成时期；全球化的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建立国际互联网最终确立起来。这两个时期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是，有三点是共同的：第一，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全球化，也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过程，国外市场是资本主义用于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手段，亦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基础，西方资产阶级的意志成了实现全球化的强力和保证；第二，全球化是伴随着新技术的运用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形成的，新技术的创造和运用是全球化的物质基础，新思想的出现是全球化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第三，全球化是包括着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体性概念。每一次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都是靠思想观念的变革而最终实现的，尤其是第二次全球化。 这两次全球化直接地影响了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第一次全球化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通过革命和战争，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有了独立的主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第二次全球化使中国最终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纠结，走上了建设市场社会的道路。中国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受第二次全球化观念的主导，因此，我们要了解市场社会何以成为当下中国的文化观念，就必须了解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二次全球化运动的特点是由它的新技术和新思想决定的。新技术主要指交通和电信领域的技术革新。在交通领域，超级油轮和集装箱船运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远洋运输费用，大型喷气式客机和飞机航线管制的放松，降低了工业国的旅行费用；在电信领域，互联网和电子芯片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计算机的体积变小而功率增大，这不仅大大降低了主导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和监管的利益成本，而且加速了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从新思想看，建立世界市场成为这次全球化的主导观念。这一主导观念的基本观点是由“华盛顿共识”①标示出来的。“华盛顿共识”是指自由市场派、新自由派或正统派等不同派别为了化解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金融危机而达成的两点共识：一是反通货膨胀，要求经济紧缩、减少税收和开支；二是私有化和放宽管制等措施。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把它称为“华盛顿共识”。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华盛顿共识”的这两个措施，不难看出，它的核心，就是开放世界贸易，建立世界市场。这样一来，世界市场就成为了主导第二次全球化的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全球化的核心就是世界市场化。这一思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术界展开了全球化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的重要理论成果主要在两点上：一是认可这一观点：市场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机制，因此，不能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为中国城市的市场化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和思想上的准备；二是接受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提出中国应该加入世贸，使中国的经济融于世界经济体系。②正是这两个观点推动了中国的进一步改革，从而使中国走上了市场社会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世界市场就从一个经济范畴上升为一种发展观念，主导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 在世界市场观念的主导下，中国社会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这里所说的城市化，并不是指农民进城，或农村城镇化，而是指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农民进城，或农村的城镇化，是实物性的，不过是一种文化现象，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是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中的，是文化的本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城市化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城市，什么是城市生活，如何进行消费，如何过城市人的生活。因此，在城市化观念的刺激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产业结构上，一些传统的产业被淘汰了，而一些与高科技相联系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同时，一些与文化消费相关的文化产业，如旅游业、广播电视和出版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教育作为产业，不仅走上了普及化的道路，而且一些应用性专业得到了比基础专业快得多的发展，把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变成了大众教育。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城市化、消费生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