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识形态的困惑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几经复兴,是各式先锋理论最为流行的灵感来源之一。阿尔都塞通常不被归入后来假道美国走红全球、几成“后现代”同义语的“法国理论”家之列,但是他毋宁说是“法国理论”的隐身导师。他视意识形态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无意识先天客观结构、反对人道主义、标榜科学,这与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基本立场也背道而驰。所以厘清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利弊得失,对于今日正本清源反思“理论”,应是多有裨益的。 早在1965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中,阿尔都塞就有相关意识形态的大量叙述。这些叙述大抵沿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格局,几无例外都是负面的。《保卫马克思》有一篇提纲挈领的序言,是对收入此书的1961至1965年间发表的八篇文章的一个概括。其中阿尔都塞就将意识形态与科学对举,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但是过去却被当做一般的意识形态。这里涉及所谓的马克思的“认识论断裂”。据阿尔都塞观之,以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界,马克思经历了一个“认识论断裂”,在这之前是意识形态旧哲学阶段,在这之后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阶段。进而建议将马克思从博士论文到1844年巴黎手稿,叫做青年马克思时期著作;在完成科学转向之后,马克思的著作又可以进一步两分,其一是从1845年到1857前后开始撰写《资本论》初稿,可以称为成长时期;其二是1857年之后包括《资本论》在内的所有著作,一概叫做成熟时期的著作。而横亘在前期意识形态阶段和后期科学阶段当中的1845年,则产生了被阿尔都塞称之为“断裂时著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从这个分野来看,意识形态的形象叫人不敢恭维,它表现为科学的对立面,完全就是天马行空的形而上学即旧哲学。更具体说,它很大程度上就是迄至今日的德国古典哲学。这个判断很大程度上直接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如该书第一章开篇就说,“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1](P512)这里的“意识形态家”指的就是彼时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它的要害是夸夸其谈地流连纯思想批判,绕开反对资产阶级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此种颠倒意识与存在的哲学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 按照雷蒙·威廉斯《关键词》中的介绍,“意识形态”(idéologie)一词系1797年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特拉西伯爵(Antoine Destutt de Tracy)发明,当时他读了一篇文章,建议将心灵哲学命名为“意识形态”,意即观念的科学(science of idea)。1817至1818年间特拉西出版《意识形态初步》(Elements d'idéologie)五卷,秉承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与孔狄亚克的感觉主义心理学,期望能对人性有进一步的确切说明。问题是,这个进一步的说明更多地是从生理学而不纯粹是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特拉西将精神生活分为四个层面:知觉、记忆、判断和意愿,最终将人类的认知活动还原为神经系统对外界的反应。唯其如此,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的科学,可望摆脱以往太为强烈的形而上学色彩,成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初步》原本今已难觅,但是威廉斯引述其中的一段话足以说明问题:“观念学是动物学的一部分,尤其在研究人的时候,这一部分显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深入理解”[2](P60)。这样一种感觉唯物主义认知哲学,在今天看来或许是落落寡合,但它确实就是特拉西当年树起“意识形态”旗帜的一个基本视域。换言之,意识形态这个概念在其诞生之初的本义是出于建立一种客观科学的期望,这与它后来沦落为虚假意识和形而上学的代名词,甚至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镇压机器的帮凶,很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阿尔都塞认为成熟期的马克思主张结构因果性和多元决定论,是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如是来看,高扬人道主义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据阿尔都塞所见也不过是见证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黎明前的黑暗,不仅如此,而且是离即将升起的太阳最远的著作。换言之,它是用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了过来。所以不奇怪,阿尔都塞同样是把意识形态看做是德国哲学的特有遗产: 严格地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世界无可比拟地是最受意识形态压迫的世界,也就是离历史实际最远的世界,是欧洲各意识形态世界中受神秘主义和异化影响最深的世界。马克思就在这一世界中诞生,并开始思想。马克思的开端的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3](P62-63) 阿尔都塞引用马克思后期著作中的看法,强调之所以这块意识形态襁褓是德国专有,是因为德国历史上经济和政治落后,相应地,社会阶级状况也一样停滞不前。这导致在18世纪和19世纪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给德国深深打上了软弱印记,迫使德国知识分子首先思考其受奴役的直接原因,特别是宗教。所有这一切造成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飞速发展,知识分子以哲学思考代替了他们的状态、问题、希望,乃至“活动”。一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言,法国人有政治头脑,英国人有经济头脑,而德国人则有理论头脑。故同德国的历史不发达相对应,德国的意识形态是过分发达了。只可惜那是异化的意识形态,同其反映的真实问题和真实对象相去甚远。[4](P64)简言之,意识形态说它是什么都行,但它绝不是社会生活在思想领域的真实反映。 《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对于“意识形态”的鄙视态度,很显然影响了整整一代意识形态家。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60年出版的名著《意识形态的终结》中,就强调无论意识形态在特拉西那里的原初意义是什么,作为一种由观念转化为行动的方法,黑格尔作品、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用最明确不过的语言重新描述了这个划时代的概念。费尔巴哈是将整个思想史看作一部持续下来的祛魅史,试图揭去宗教的神秘外衣,用人类学来替代神学,以人取代上帝。故哲学应当面对生活,因为宗教只能创造“虚假意识”,唯哲学才能揭示“真实意识”。马克思则是在费尔巴哈推崇人类学的地方重申黑格尔的基本立场,强调大写的历史和历史背景。故人必然是阶级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真理也是阶级的真理,故而都是相对的真理,只有革命是真正的真理,只有革命的真理才具有合法性。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