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作为国际性事件曾给世界带来重大冲击，至今仍是一个被国际史学家颇为关注的课题。学界对其原因、过程、性质、影响等传统领域的研究均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在研究对象上开始关注各种视阈下的义和团镜像问题，涌现出关于美、法、德、俄等西方社会舆论对义和团运动之态度与评价的探研①；在研究方法上义和团运动则不仅被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而且被用于透视社会结构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从“事件史”研究本身转向了“事件路径”的历史研究②。但就笔者管见，学界尚缺乏对作为八国联军主力的日本如何认识义和团运动的专题性研究，更鲜见将义和团运动作为透视近代日本对外战略之路径的尝试。本文拟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政党党报、主流报刊、军部战史等基础史料从对外观念层面揭示日本加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内在原因，诠释日本战争舆论的本相，探析义和团运动对日本的对华观与对外战略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日本政府的相关认识及其出兵决策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虽带有反近代文明的局限性，但其主要性质是一场大规模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从古代封建帝制王朝转向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从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运动转折的历史界标”③地位。然而，曾倡导“中日提携”、“共御西辱”的日本，对于反对西方侵略且规模空前的义和团运动，却非但不予支援，反而成为八国联军主力将之镇压。那么，日本是基于何种对外认识与观念采取这一政策的呢？日本的出兵决策具体又是如何出笼的呢？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世界文明观上彻底放弃了古代长期持有的“中国文明中心观”而确立了“西方文明中心观”，主动实施“脱亚入欧”战略，展开了全方位的近代化政策。1880年代，因中国在军事、铁道、邮政等领域举办洋务运动出现“同治中兴”，日本民间兴起一股要求与中国合作“共御西辱”的亚洲主义思潮④。此股思潮虽因中日两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两大竞争事件即壬午兵变与甲申政变而一度陷入低潮，但19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国粹主义的兴起，亚洲主义思潮又有所复苏。然而，在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脱亚入欧”派已无需赘言，就连“亚洲主义”派的主流亦主张与列强一道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反战者寥寥无几。该种局面的出现，与日本在甲午战后初步形成的“中国亡国观”密不可分。 所谓“中国亡国观”，是指日本在甲午战后根据中国的内部状况与外部环境而逐步形成的对华基本认知、态度与政策取向。具体而言，中国经济落后、政治专制、军事孱弱、吏治腐败、国民愚昧，社会动乱，边疆危机四伏、内地分崩离析，国家主权不独立、领土不完整，处于单靠本国力量就无法自立生存的状态，更遑论完成从古代封建帝制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与蜕变。这样的中国在东亚格局中丧失了曾占据过的“竞争对手”的地位与实力；在国际政治中亦无资格被视为需要平等对待的合作伙伴，而只是一个可以被无视感情与主体性的侵略对象；在世界经济中由于国土广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是绝好的原料供应地与商品倾销市场，故是列强激烈竞争的舞台；在中日关系中，则是应服从日本领导的附属国。日本在1898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亡国观”。此种对华观决定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不可能“裹尸抗暴”，故此间的“亚洲主义”者虽亦提倡“中日提携”，但在其诉求中却早已舍弃了“共御西辱”，而主要将之作为“欺哄中国”以图在与列强的竞争中瓜分到更多权益的口号。1899年5月，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更以“中国亡国观”为基础，向内阁重臣明确否定“中日提携”路线，即：“观清国形势，欧洲列强在清国版图内到处都在扩张利益线，清国地图显然最终将被赤、橙、蓝分开。清国将像犹太人般国亡而人种存。值此之际，我国将来应当尽量扩张利益线……即便我国财、政、兵三方面都充实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拙劣的下策。”⑤故在随后的义和团运动中，日本毫不顾虑中国的态度与前途，而只是将之作为“俎上肉”用于侵略肥己，抬高本国地位，做出了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决策。 日本对义和团的认识无疑直接地影响到其出兵决策。日本各界对义和团的评价普遍较低，认为其是迷信、愚昧、落后、反基督教的“乌合之众”。1900年3月6日，驻清公使西德二郎向外务省报告了山东拳民的活动。4月7日，他提到义和团只不过是“没有固定方针的土匪，不会引起大事”⑥。但当英、美、法、德、意等西方列强因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而开始联合以强硬手段威胁总理衙门采取切实措施予以镇压时，日本开始就所应采取的对策问题进行商讨。4月28日，西德二郎依然认为义和团“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是反基督教的并不针对日本，不宜进行干涉，否则会伤害中国的对日感情，但青木周蔵外相却坚持令其与列强采取一致行动⑦。5月20日，西德二郎按照青木外相的指令开始参加列强公使团会议，并与列强一道向总理衙门发出镇压义和团的联合照会。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因义和团开始破坏北京郊外的铁道致使京津间交通阻断，而认定北京公使馆区陷入危局，要求泊于大沽的17艘外国战舰增援。是日，列强召开第四次公使会议，“一致决定调来卫队保护各国使馆”⑧。次日，日本政府便得到西德二郎的出兵请求。随即，日本天皇批准了海军派遣二等巡洋舰笠置的上奏。6月4日，该舰抵大沽。其后，日本又派遣须磨、镇远、镇中、丰桥等战舰与水雷驱逐舰到大沽，拉开了武力入侵中国的攻势。 由于列强之间除具有侵华的共性之外，亦存在最大限度地扩大本国在华权益的竞争性，故日本在制定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政策时，虽不忌惮中国人民的力量，但对作为当时世界主宰的列强却给予了高度关注。实际上，乘义和团运动之“东风”加入列强“同盟”，成为列强的“伙伴”，是日本政府紧要的政策目标⑨。日本针对义和团运动的出兵计划并未止于数艘军舰。6月4日，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向宇都宫太郎少佐明示提前研究出兵问题。6月6日，宇都宫便向福岛提出了大规模出兵方案⑩。日本虽早已做好出兵准备(11)，但在出兵时机上则因其尚非“世界列强”的自我观与对列强在华竞争关系的认知而不得不对西方列强进行“察言观色”。当时执政的首相山县有朋、陆相桂太郎、海相山本权兵卫、外相青木周蔵，还有在野的元老伊藤博文、井上馨等都对抢先出兵保持了慎重态度(12)。山县有朋认为：“此次事变，以小量兵力断难戳定。此际日本即使必须出兵，在外交政策上也需避免积极主动，而应由列国请求我国援助。”(13)桂太郎也有类似观点：“日本加入列国联军，是开国以来未尝有之事。我国与欧洲列国人种不同。殊方废除列国在我国之治外法权。当下是我国掌握东洋霸权之端绪。若劈头就犯下外交错误，则多年之辛苦都将化为泡影。故，我国暂宜仅用海军应对……让列国求救于我才是上策。”(14)日本最初之所以对派遣陆军问题如此谨慎，主要是由于当时日本不仅国际地位较低，军备不足，财力有限，而且在朝鲜及中国问题上与俄国存在战略矛盾，日本政府担忧过分冒头的军事行动会导致与俄国发生冲突，到时不但无法战胜俄国，甚至将通过甲午战争获得的权益与地位也丧失殆尽。而且兼英、法等西方媒体也曾警惕日本大量出兵，忧虑日本与清政府缔结“亚洲主义”性质的日清同盟(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