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芬利(M.I.Finley)在描述雅典民主制运作时，曾经关注过政治认知的问题，他结合古希腊社会特征，从宏观层面上讨论了政治商议和决策过程中信息的获得与交流方式，但是对于演说在这方面的作用似乎并未给出积极评价。①随着古希腊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演说不仅是社会现实的产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现实。于是，演说本身的社会功能成为考察重点。在此趋势影响下，赫斯克(Jon Hesk)的《欺骗与古典时期的雅典民主制》(Deception and Democracy in Classical Athens)一书于2000年问世，以崭新视角对古希腊演说中的“欺骗”问题给予了严肃的学术关注。作者指出，演说术一方面作为欺骗手段遭到揭露与批评，另一方面却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捍卫真实和正义的作用。该书尽管没有对演说传播政治信息的具体方式进行细致分析，但已经开始从认知的角度关注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数年之后，欧博尔(Josiah Ober)在其专著《民主与知识：古典时期雅典的创新与学习》(Democracy and Knowledge:Innovation and Learning in Classical Athens)中将公共知识作为研究主题，更完全地将研究视线转向认知层面。该书强调民主政治对社会整体所产生的普遍作用，重点在于考察雅典民主政治如何整合、传播并利用社会的公共知识。为此，他讨论了雅典民主政治多方面的具体运作形式，其中自然包括公民大会与公民法庭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演说场合，并且特别对吕库古斯(Lycurgus)的诉讼演说辞《诉列奥克拉特》(Against Leocrates)进行了个案分析，说明信息是怎样通过法庭的诉讼演说而得以向公众呈现的，进而从公共知识的角度重新审视民众的政治参与情况。 有鉴于此，为了进一步考察雅典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家如何利用演说影响民众对政治事务的认知，有必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在检视古希腊演说辞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德谟斯提尼有关腓罗克拉底和约(Peace of Philocrates)的演说内容不失为颇具价值的分析对象。所谓腓罗克拉底和约，是“第三次神圣战争”的结果。该战争起因于公元前356年弗基斯(Phocis)对德尔斐的占领，其间，马其顿的腓力二世乘机插手中南部希腊事务，支持忒拜攻打弗基斯，而雅典则站在弗基斯一方，对抗马其顿。公元前346年，腓力二世与雅典人订立腓罗克拉底和约，借此控制温泉关，威胁中南部希腊。这成为雅典与马其顿外交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德谟斯提尼从此开始逐步推行坚决的反马其顿政策。为了说服民众接受这一主张，他在后来的演说中一再将该和约作为关键例证加以渲染，引导民众回顾其经过，判断其是非，反思其意义，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他的相关阐述主要集中于公元前343年的《使团辞》(On the False Embassy)和公元前330年的《金冠辞》(On the Crown)之中；而政敌埃斯基尼斯(Aeschines)也曾就此和约与德谟斯提尼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有演说辞存世，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佐证。笔者将通过对这些演说内容的文本分析，从动态过程、集体记忆和模式化叙述三个方面，考察演说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以期更为具体而生动地阐释古希腊演说的社会功能以及雅典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 一、动态的认知过程 演说是雅典政治家的职责，也是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德谟斯提尼曾经提出：政治家应该如何接受审查(hōng’an ho rhētōr hupeuthunos eiē)？②原文中rhētōr一词本义是“演说家”，这里则特指政治家，hupeuthunos是由前缀hupo-与euthuna(审查)构成的形容词，意思是“有必要接受审查”，其中的“审查”(euthuna)是雅典城邦专门针对各类公职人员在卸任时进行的述职审查。但是，rhētōr并非一种公职，在制度上也不存在针对rhētōr的述职审查，③德谟斯提尼的表述其实是在考问政治家的公共职责。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对政治家述职审查的标准在于“了解那些刚发生的事务，提前认识它们并提前讲给别人”。④通常情况下，针对政治家的公共诉讼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这种所谓“述职审查”的作用。⑤德谟斯提尼在公元前330年的一次公共诉讼中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进行申辩，特别强调了演说方面的能力与贡献，反复声明自己了解事实真相和腓力二世的实力，并将信息传达给民众，有助于他们探讨公共事务，以及获得“有关城邦未来政治生活的经验”。⑥这也就是政治家在演说中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有责任将自己了解的信息传播给民众，并使之形成具有积极意义的政治认知。而围绕演说的“述职审查”不仅会审视政治家的演说对民众认识相关政治事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反思民众从中所形成的政治认知是否合理，它还试图对这种既有的政治认知予以补充、修正乃至重塑。因此，政治家的演说与所谓的“述职审查”先后发挥作用，在持续的动态过程中共同构成了民众认知政治事务的主要途径。 公元前343年，德谟斯提尼就腓罗克拉底和约指控埃斯基尼斯的公共诉讼无疑是最能集中反映这一动态过程的案例。在起诉演说《使团辞》中，德谟斯提尼指出：埃斯基尼斯要以公民大会演说者的身份(tōn en tōi dēmōi legontōn)接受“述职审查”(euthunas hupheksei)，因为雅典的“政体是建立在演说之中的”(en logois he politeia)，说谎(pseudē legōn)是对民众犯下的最大罪行，如果演说不是真实的(mē alētheis)，民众就“无法安全地参与政治活动”(asphalōs…politeuesthai)。⑦正是在此意义上，德谟斯提尼向埃斯基尼斯提出了质问：“你汇报了什么？如果讲了真话，就让你活；如果说了谎，你就要接受审判。”⑧可见，此次诉讼将对埃斯基尼斯过去的公民大会演说进行审查，回顾演说的内容及其对民众政治认知的影响；同时，此次起诉演说本身也成为德谟斯提尼用以改变民众既有政治认知的工具。于是，从公民大会演说到公共诉讼演说，便形成一种动态过程，而《使团辞》则呈现了其中一个“横截面”，使我们得以清楚地看到，后来的诉讼演说是如何回顾和审视之前的公民大会演说，从而在这一动态过程中不断重塑民众政治认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