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国民:严复与中国启蒙运动  

——纪念严复诞辰160周年

作 者:

作者简介:
高力克,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浙江 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学术月刊

内容提要:

甲午之后,严复从海军先驱到启蒙之父的转变,表征着洋务时代的终结和启蒙时代的开端。严复译介的进化论以一个变动的、进化的、竞争的新宇宙观世界观颠覆了古典中国的意义世界,并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和改革意识。严复“开民智”的启蒙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清末和五四两代启蒙知识分子之“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严复第一个发现“自由”的现代性核心意义。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西方文明观,超越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和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义,深刻地揭示了自由主义的本质。他通过翻译输入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自由主义、孟德斯鸠的宪政理论、密尔的自由理论等古典自由主义经典理论,其在中国传播自由主义学理居功至伟。其市场经济、法治政府、公民自由、民主政治等理论在改革时代大行其道,成为引导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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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4)12-0154-08

      严复(1854-1921)是晚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1895年春,在甲午之役北洋海军灰飞烟灭之际,海军教官严复独树一帜,以“开民智”的呼唤,开晚清启蒙运动之先河。严复的启蒙思想影响了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潮,他所输入的欧洲启蒙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迄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化转型进程。今年是严复诞辰160周年,本文拟从思想史的角度,总结严复对于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贡献,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思想遗产,以纪念这位伟大的启蒙先驱。

      一、中国启蒙运动之父

      严复是洋务运动的产儿。1866年,严复考入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为中国第一代海军军校生。1871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航行理论科,在海军实习服役六年,1877年被清政府选派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舰艇驾驶,成为中国第一批海军军官留学生。留英期间,严复的学识才华颇得驻英公使郭嵩焘之赏识。1879年毕业回国后被北洋大臣李鸿章聘为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会办、总办。1894年中日甲午之役,大清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海军,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全军覆没。甲午兵败,举国震惊,海军教官严复所受刺激尤深。1895年2月4日,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于威海自尽和李鸿章赴日议和前数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其后又连续发表《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自此,一位海军先驱以“开民智”的启蒙思想崛起于晚清思想界,引领了一场中国思想文化“转型时代”的思想变革运动,成为中国启蒙运动之父。

      严复超越洋务派中体西用论的远见卓识在于:一国的海军不是孤立的军事力量,而是其整个文明系统的组成部分。故富强不仅在坚船利炮,而在社会整体的文明进步。这种从文明系统看海军的宏阔视野,使海军教官严复放眼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成为晚清第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回忆甲午之前,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与他闲聊道:“海军之于人国,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人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①赫德关于海军问题当于根本求之的见解,启发了严复对中国问题的整体思考。启蒙者严复在甲午之后的异军突起,极具象征意义:一名海军教官开启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并且成为以兴办海军为要务的晚清洋务时代的终结者。严复从海军先驱到启蒙之父的转变,表征着洋务时代的终结和启蒙时代的开端。

      严复的启蒙主义独树一帜,它既超越了以往洋务运动的技术现代化路线,又不同于康梁维新派之政治改革的变法路线。晚清现代化有三条路径:洋务运动的技术现代化、维新运动的制度现代化、启蒙运动的观念现代化。以往学界论及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三部曲,启蒙运动往往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此“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价值现代化”的线性递嬗公式,确实“整齐好玩”(胡适评梁漱溟中西印文化哲学语)。然而,这一流行的三段论公式完全抹杀了晚清启蒙运动。在甲午战败的1895年,康有为以“公车上书”引领的变法运动和严复肇端的启蒙运动几乎同步发生。在晚清现代化三部曲中,洋务运动和变法运动皆为清廷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启蒙运动则是知识分子推动的自下而上的思想革新运动,严复关注的是国民与社会层面的改革。参照郑观应等的中体西用论和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论,严复独特的思想意义一目了然。

      中国早期现代化三阶段说源自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他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过程概括为“学术的觉悟——政治的觉悟——伦理的觉悟”三阶段,此三个觉悟阶段分别对应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②其后梁启超亦循陈说,将中国人认识西方文明的觉悟过程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③陈梁二氏都将启蒙运动归为辛亥革命后共和失败的产物。其实,20世纪初梁氏的新民说已在呼唤“全人格的觉悟”。而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严复已高擎启蒙大旗,其“开民智”的启蒙主义正是旨在中国人之“伦理的觉悟”和“全人格的觉悟”。改革者辛亥革命后的幻灭和关于社会文化整体性的觉悟,证明了严复作为启蒙先知的深刻洞见。

      在《原强》等文发表一年后,严复曾与梁启超忆及他当年的写作初衷:“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溯源竞委,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故其为论,首明强弱兼并乃天行之必至,而无可逃;次指中国之民智、德、力三者已窳之实迹……中国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存亡之数,不待再计而可知矣。是以今日之政,于除旧,宜去其害民之智、德、力者;于布新,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④首明现代世界优胜劣汰的进化趋势,次倡中国之民智、德、力的振衰起弊,为严复启蒙主义的两大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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