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的营建与运作  

——以南社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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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在近代社会转型期,为应对社会变革,结社成为士人阶层在新形势下营建社会交往网络、聚合群体力量以重获话语权、再塑社会权威的重要手段。作为晚清规模最大、持续活动时间最长的士人结社,南社成员通过举行祭祠哭陵等具有反清色彩的象征性行为及与此相关的诗词唱和,营建江南士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意识认同,以雅集与《南社丛刻》为聚合社群成员的交往纽带,借以构建成员的群体意识与归属感,建立起以江南士人为主体,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的跨地域社会交往网络,并依托社群交往网络的规模效应,谋求实现文化资源与政治权力的对接,以期在社会转型期中维系自身的社会声望和群体权益。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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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4)04—0040—10

      伴随着近代社会变革浪潮的冲刷,尤其是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社会中士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社会结构随之解体,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士人不仅要面对旧有职业道路断绝与文化权力合法性流失的窘迫,走出乡土社会的他们还要面对城市生存环境的陌生。当昔日熟识的同宗、同乡被城市的流动性冲刷得支离破碎时,传统社会依托地缘与血缘建构起来的交往体系已难以为继,建构新形势下的交往体系便成为士人亟待解决的需求,晚清士人结社热潮的勃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彰显出结社正成为士人群体重构社会交往网络的重要途径,这种现象在士人聚集的江南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对于身处近代转型期的士人而言,结社已不再是简单的诗酒风流,而是他们应对社会变革的生存之道,因此,考察近代士人的结社活动,追踪结社士人的活动印迹,对于我们了解传统士人的近代化转型之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毕竟,当试图解读一个社会阶层的历史命运时,对于群体行为的观照显然更能有利于获取更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那么,传统士人是如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实现身份认同?如何通过结社活动建构社群交往的平台?如何通过社群交往网络聚合群体力量?又是如何依托社群网络寻求其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对接以维护群体的权益?本文选取南社士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上海为主要活动空间的南社是近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士人结社,社员总数千余人,遍布政治、文化、教育、学术、新闻出版、工商等各个领域,①是近代士人结社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亦发挥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对其结社活动的梳理,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观察传统士人在近代化环境中的生存状态,更好地了解近代化对于传统士人所带来的机遇与困扰。

      一 反清革命:江南士人社群交往网络构建的思想基础

      当同盟会在海外成立之时,清廷主持的薪政也正在国内渐次推展,凸显出变革已成为时代的共识,在全社会激荡冲刷。1905年,废科举之诏令布告天下,传统的取士体制被彻底颠覆,这对于以读书科举为业的士人而言,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将他们推上了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面对这一千年未有的变局,如何自处成为江南士人必须直面的现实,于是江南历史上的士人结社传统被重新发现,一时间,对于再现“几、复风流”的期许成为了江南士人酒热耳酣之际惯见的豪情告白,对于身处社会转型期的江南士人而言,结社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赖以安身立命的集结平台,而且当它与清末的海内外各路思潮相汇合时,更成为那些不安于现状的士人群体希图变革社会的工具,南社便正是在一片喧嚣的“几、复风流”呼号声中逐渐孕育成形的。

      当与清廷的决绝已不可避免,对于革命的心向往之便成为江南士人极其自然的选择,参加南社创社雅集的17名南社早期成员中,有14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柳亚子曾据此洋洋自得地炫耀着南社“革命空气的浓厚了”。②然而,如果褪去革命者的光环,这些南社早期成员大多亦是有着科举功名的传统士人,尽管他们或多或少地接触过西方的思想,但至少在20世纪初,传统的儒家文化对他们仍然具有决定性影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隔膜使得他们更倾向于从熟识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自身诉求的理论依据,正如柳亚子在回顾南社历史时曾说的:“同盟会是提倡三民主义的,但实际上,不消说大家对于民生主义都是莫明其妙,连民权主义也不过装装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旧的书生们,挟着赵宋、朱明的夙恨,和满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卖力的还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南社就是把这一个狭义的民族主义来做出发点的。”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认同,江南士人选择了滥觞于传统华夷观念的反清排满作为南社成立前后凝聚人心的一面大纛。

      相对于辛亥革命后陈去病、柳亚子等对南社含义高调的革命解读,早期主要成员宁调元所言“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④的解释显得更含蓄,但一个“本”字却更直白地说出了江南结社士人身份认同的基础,将江南士人对“重睹汉官威仪”的热烈渴望表露无遗。如果我们梳理一下南社创始人在南社成立前后的言行,可以看到其中充斥着反清排满的情绪流露,明白地宣示反清排满是南社士人群体聚合认同的共同意识,同时亦是南社士人群体社会交往网络建构的思想基础。

      在南社的创始人中,陈去病素有文名,德高望重,在江南士人中颇具号召力,在各地游历时曾多次组织士人结社,先后建有黄社、神交社、秋社、匡社等。在南社诸子中,陈去病是鼓吹反清排满最积极的人物,“重睹汉官威仪”的热烈渴望在他身上体现最为明显,他以民族主义者的形象活跃于近代的政治文化舞台上,广泛搜罗明末清初的文献,钩沉索隐,用以激发时人的反清意识和民族情感,以致被柳亚子戏称为“一民主义者”。早在1903年,陈去病就将《建州女直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忠文殉节记》辑为《陆沉丛书》,用以激发汉人的民族意识。此后又编著《清秘史》,以揭露满清的腐朽统治,并赋诗以“辫发胡妆”为耻,表达了对“重睹汉官威仪”的渴望并号召同侪及时行动,实现反清复汉。《陆沉丛书》和《清秘史》皆流行一时,对宣传反清排满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05年以后,陈去病专注于辑录明遗民著作和乡邦文献,先后编成《吴赤溟遗集》、《吴长兴伯遗集》及以清初汉人抗拒剃发蓄辫的斗争史实为题材的《烦恼丝》等,并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五石脂》和《明遗民录》,为明末遗民及义士孙奇逢、颜元、傅山等40余人立传,宣扬明末东南志士的抗清事迹,希望以抗清英雄为楷模,唤起排满兴汉的民族意识。在陈去病的著述中,始终流露出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江南士人反清排满的思想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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