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5)01-0092-10 辛亥革命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诠释意义优于重建史实的倾向。学界做过大量去伪存真的工作，但不少分歧尚待统一。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大量公布，导致既有定论受到质疑。 山西太原新军起义就出现新说。学界公认日期是辛亥年九月初八日(1911年10月29日)，但有学者根据新发现署名“姚以价”发布的《子夜宣言》、《军法令》与《告民众书》三种文献，认为应是初九日。①他认为时人张树帜所撰《山西辛亥起义日记》不是即时记录，“起义日期的一日之差，也属难免”。②因为新材料中有“唤醒受压迫群众团结起来推倒满清，踏平巡抚衙门，拯救中国”之类的表述，有的学者将信将疑，认为如真实可信，则“中国的口号史就要改写”。③ 晚近史料繁多易得，时间、地点及人物等基本信息一般不难厘清。学者对起义日期的订正居然成说，新材料及新论点被广泛宣传报道，体现不疑处有疑的精神，但存在简单使用所谓实物史料质疑定论的危险，应引起治史者警惕。本文试做考证，推敲其中真伪及背后因缘。 一、新出三种文献简介 近10年来，与山西辛亥新军起义有关的三种新材料被陆续发现公布，它们分别是《子夜宣言》、《军法令》与《告民众书》，三者在形制与内容上存在关联，兹说明如下。 2003年，南开大学某教授在天津购得《子夜宣言》一件。实物一尺二见方，题头为淡红色楷体印文“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下用笔书有黑色隶体四字“子夜宣言”。其后另起正文： 同志们！将士们！愿意跟随起义军的勇士们：满清入关，虐我汉人可算是穷凶极恶的罪状。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的伎俩，专门压制汉人，谄媚外人。偿(引注：原文如此)说“宁送于外人，勿失于家奴”的话。诸位知道吗？家奴是谁呢？就是我们汉族，就是你我大家，就是你我大家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今天，我们就是不当这家奴，要救我们的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 现在已有千余名将士愤写血书，发誓齐声曰“宁愿与满清统治者拼个死活，也不愿意当这亡国奴。”甘心服从起义军的指挥，与满贼杀个头破血流。 现在时间已是凌晨三时，我们的行动计划全面布署，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拂晓时刻即要举起枪杆子，打回巡抚衙门去光复太原。 落款为“起义军总司令”，后接“姚以价”三字，为淡红色行体。另起为“辛亥(红色印文)九月(黑色隶体书写)初九(红色印文)日(黑色隶体书写)”。据说透过纸张，中间隐约可见浅黄色隶书“令”字，“起义军总司令”题款上方则现黄色“急行”二字，故学者判断“这是一幅融战前‘宣言’与起义‘命令’为一纸的重要文件”。④ 《军法令》的实物在《子夜宣言》发现之前似乎已见流传。2004年，大同某收藏者在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购得该件，媒体报道称：“专家考证，这份文件将为订正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的时间、起义军活动，以及起义军任职情况提供了重要依据。”⑤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2011年广西某民间博物馆将之作为文物重点布展，称该藏品从山西购得，经过鉴定并非赝品。⑥有一件实物长50厘米、宽40厘米，油光纸质，正文楷体书写，左上角有朱砂印“火炬”图案，文中内容为：“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军法令。本起义军为推翻满清为宗旨，唤醒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推倒满清，踏平巡抚衙门，拯救中国。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不直前力战者斩，三扰害百姓者斩，四伤害外人者斩，五泄露军密者斩，此令。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辛亥九月十日。”⑦ 《告民众书》的出现则几乎与《军法令》同时，两者形制也类似。2010年，某拍卖公司曾拍出《辛亥山西革命军总司令官告民众书》一件，全文如下：“山西省全省父老乡亲们：满清压制我汉族已三百年，扬州十日、嘉定三日记，诸君曾目之否？剃头蓄发不遵者所在格杀，诸君闻之否？现在又极力媚外，屠杀我爱国人士，还说‘宁送土地与外人，决不留给家奴’，诸君深知之否？此等仇恨不共戴天。昨日拂晓，我军已进取太原，攻打巡抚衙门和满洲城，首战告诚(引注：原文如此)。苗文华营攻打满洲城，胜利会师。崔正春率兵攻占军装局。总司令下□(引注：疑为“令”)占领了抚署，太原全城鸣炮庆功。自即日起，不服从本司令者斩，骚扰民众及外国侨民者斩，谨此通告。总司令官姚以价。辛亥年九月初十日。”⑧ 新材料出现之后，引起学界关注，在武汉召开的辛亥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还曾组织学者参观实物。极少数学者怀疑文献的真实性，如华中师范大学的严昌洪教授认为，布告落款时间署辛亥年某月某日，不用黄帝纪年是较为可疑的，因为同时期的湘军都督照会、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等人发表的布告，“无一不是使用黄帝纪年”。还有学者认为，材料中的一些用语更像是大革命时期的语言。但相信其真实性的学者则撰文宣传，自称通过文物、文献与史实互证，质疑旧说，新闻媒体及文博、收藏界人士则推动新说传播，各种报道层出不穷，似有改写历史势头。 二、所谓新文献俱为伪造 经过考证，以上三件史料皆是后人伪造，理由如下。 其一，当时各种文献所记，可以确证太原新军起义是在九月初八日凌晨发生。 辛亥年九月初九日出版的《申报》刊出山西来电，披露起义消息：“太原兵变，围攻满城甚剧，旋即失守，惟抚署未损。”⑨清廷官场公私文献亦可证旧说不误。九月十三日(11月3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致电内阁：“山西变乱情形，日内接到确实探报。晋抚因陕西兵变，于初七日派出步队两营，发给子弹，赴蒲州出防。尚未出发，乃勾通各营，于是日黎明谋变”，电文中的“是日黎明”，显然指初八日黎明。起义发生之后，清军军官吴鸿昌亦云：“鸿昌前于署理十二协统领任内，于九月初八军谘大臣训令：现在山西变乱，著派该混成协迅即开拔，星夜赶至太原附近，相机防剿；是日又奉陆军部电饬同前。”可知清廷在太原新军起义发生之第一时间，即收到情报，故于初八日晚间派遣吴鸿昌等人乘火车由保定前往太原(实际出发时间是初九日下午六点)。山西劝业道王大贞十月十四日致袁世凯函中称：“九月初七日，晋省以潼关告急，中丞陆公拨营往援，兼驻蒲州。是晚，分发子弹，限令初八拔队。讵料次日时甫黎明，忽闻枪声四起，即派家丁往探，旋据仓皇奔告抚署兵变。”信末明记“此初八日夜变起仓卒，及市面焚掠之大概情形也”。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