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前清政府“朝鲜方略”再检讨

作 者:
马勇 

作者简介:
马勇,195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也是东亚格局、世界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节点。甲午战争唯一诉求是朝鲜的未来,而朝鲜的未来,在战前主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朝鲜方略”。朝鲜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确属中国的藩国,中国在战前十几年也确实给了朝鲜很大帮助,引导朝鲜走向世界。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清政府在帮助朝鲜走上世界的同时,从来没有改变其宗主国心态,没有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秩序,依然沉迷于的“天朝上国”想象中,其“朝鲜方略”显然不合乎19世纪晚期正在形成的国际政治规则。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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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4)06-0139-12

      西方势力东来后,整个远东普遍面对西方的压力。远东向何处去?先前的“世界秩序”是否还能继续?那时的中国人普遍没有这方面的思考。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抵抗。抵抗无法继续了,被西方一再打败了,不得已开始向西方学习。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作为远东的天朝大国,清朝不愿率领藩属国一起进步,一起向西方学习。于是,亚洲在裂变,日本一马当先,脱亚入欧,与中国的关系,也由先前的师生变成了竞争者。至于依附于中日之间的近邻朝鲜,则更加为难。中日朝三国在甲午战前数十年间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博弈。

      一、三国分道扬镳

      中日朝三国在近代之前上千年时间尽管有过不止一次的不愉快,但三个国家大致而言还能友好相处,还算是一衣带水、山水相连说得过去的邻居。

      但是到了近代,当三国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三国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也就为后来的分歧埋下了伏笔。

      中国在经历了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使团访华不欢而散后,迎来了两次鸦片战争。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中国人终于觉醒,选择了“有限度学习西方”的路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中国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路径?有很多原因:历史悠久,文明确实发达;还没有办法证明中国制度有问题;中国制度还有包容西方近代文明的勇气。

      “有限度学习西方”,用“革命叙事”去表述,就是凭借旧有制度、秩序,只是去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而不去触动旧有文明架构、政治制度,更不要说去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从理智、计算的角度说,中国在19世纪中期找到的这条洋务自强道路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折衷,大拆大卸肯定不是一个古老国家华丽转身的最佳路径,苟日新,日日新,月又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选择“维新”路径是不错的,是明智的,惟一遗憾的是,中国的“维新道路”只限于经济层面,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向政治、制度、文化层面扩展,“有限度学习西方”的洋务自强运动就因为甲午战争而终结。

      与中国的选择很不一样,日本也是选择了“维新路径”。日本转身向西、脱亚入欧,放弃千百年来的“中国文明取向”,一心一意学习西方,发誓要在远东建设一个西方意义上的近代国家。日本的维新从政治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入手,在经过1853年“黑船事件”的刺激,日本毫不犹豫地打开国门,与欧美诸强建构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关系,全面放开,和平通商。不数年,一个比较资本主义化的日本在远东悄然成型。日本的面貌在不经意间为之一新,远东的格局也因为日本的变化打破了中国的“世界秩序”。

      与中日两国的选择都不一样,朝鲜面对西方压力的时候根本不为之所动,“朝鲜僻处海隅,向于外交之道、御侮之方,莫不介意”[1],凭借宗主国的庇护,继续坚守“隐士之国”的目标,继续维系与清朝的朝贡关系①,不论日本,还是法国、美国,只要这些国家想与朝鲜拉近关系,朝鲜的回答就是一句话:你们到北京问我们的“上国”吧。而中国,在洋务新政早期很长时间内,确实没有弄清西方的用意,也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愿意过问先前这些小邦国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在与西方交往不是那么舒服的时候,留着一两个小邦国与西方列强叫叫板,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面对西方大国,以及日本要与朝鲜建立近代国家关系的询问,中国也是一句话:藩国自主。他们的内政外交,中国从来不干预,你们自己和他们谈吧。于是乎,西方软硬兼施,就是没有办法拿下朝鲜,朝鲜继续坚守着自己不开放、不接触的政策,继续以“隐士之国”示人。

      在商品、资本向全球渗透的19世纪,不论朝鲜愿意还是不愿意,其实都很难独善其身,很难继续置身于世界之外。

      随着中国政府在1860年同意向西方“有限度的”开放,西方的商品、资本、军队、传教士络绎不绝来到东方,他们除了进入中国内地,也试图进入中国的藩邦。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西方侵略的先遣队,也可以说他们是近代西方文明的使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东方人都欢迎这些西方人。

      西方人对朝鲜的想法今日观之非常简单,与西方人对日本、中国的期待一样,就是要朝鲜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对于西方的要求,朝鲜当政者做出了自己的解读,总以为这些洋人不怀好意,威胁朝鲜的独立、主权,因而在外国人要求开放、朝鲜统治者不愿开放之间,出现持续拉锯。

      1863年,朝鲜王朝第二十五代君主哲宗去世。由于哲宗无子,遂安排李熙入继王位,是为高宗。高宗年仅12岁,于是安排其生父李罡应为摄政。李罡应为王族出身,是朝鲜王朝第二十一代君主英祖之玄孙,南延君李球第四子,所以当其子继任王位后,李罡应被称为“兴化大院君”,在很长时间内拥有朝鲜的实际统治权力。

      大院君生于1820年,此时40余岁,正当盛年,比中国此时的掌握实际权力的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稍年长,正是推动国家改革发展的好时机。然而,大院君少年时代就有纨绔子弟、无为青年的恶名,向为权贵戚臣所蔑视。大院君的政治见解确实不高,看不清世界大势,甚至看不清中国的举动与用意,仍然沉迷于狂热的闭关锁国政策,竭尽全力阻止外国势力进入朝鲜,担心外国势力的进入势必瓦解古老的朝鲜统治体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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