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结构性困境 1.农村基层组织碎片化引发农民认同纽带的缺失 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国家的积极引导下，借助农村基层组织的宣传活动，动员与整合分散的农民，进而使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内化为农民的观念和行动。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滞后、功能碎片化突出、地方共识缺乏、组织能力相对贫困等现实困境下，难以发挥其作为培育和践行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纽带作用。 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的运作方式过于简单化，在处理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问题上缺乏组织协调性。在乡政村治的制度框架下，亟须将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有机结合，根据本地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文化传统等特性，契合农民的所思、所想、所盼、所为，以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对农民开展政治宣传，将培育和践行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 农村干部在基层组织中起着领导者、组织者与行动者的多重角色。除少数村庄因工致富外，多数村庄尚处于农村优质资源持续外流所引发的“空心化”格局，基层干部的政治宣传能力和农民的接受能力均显不足，致使农村基层组织的政治宣传活动缺乏吸引力、感染力和实效性，难以应对复杂的农村宣传工作。笔者在广西D村调查时，村支书说“每年都要组织农民学习两会等中央文件的精神，讲台上面的人读读文件，下面听的人能理解的不多，很多学习只是走走过场，开会学到的东西很少，很枯燥，还不如回家看电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学理底蕴，亦有现实关怀，这需要农村基层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不能仅局限于文本框框，要对话语进行本土化和情景化的转换，运用农民听得懂且乐于听的语言，来提高农民的理解力和认同度。 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有着天然紧密的联系，在日常交往中应以情感为纽带，以服务农民为宗旨。然而当前部分农村党员干部服务意识淡薄，与农民联系并不充分，甚至受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侵袭，出现了脱离群众、脱离现实、甚至威逼群众的不良现象。由于办事方式不当，也会产生好事没办好、双方都不满的情形。虽然国家仍在不断向村庄放权，给予农村越来越多的惠民政策，但是农村基层组织碎片化的现实使得村庄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有限，难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 2.农村阶层分化引发农民认同保障的缺失 传统的村庄是同质的共同体，村庄内生秩序得以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村内各方力量的结构性均衡，随着农村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农民阶级内部开始出现社会分层，逐渐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等八大社会阶层①。阶层分化导致了农民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农民之间的差异日趋明显，处于阶层金字塔底层农民的公平感与满意度会降低。阶层分化加大了培育和践行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难度，尤其在涉及征地拆迁、住房安置、资源开发、环境治理等重大利益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可能更加尖锐，一些农民重视权利诉求而忽视责任奉献。总之，农村社会内部应然与实然一定程度的反差，会引发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利益保障缺失问题。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城乡阶层分化最严重的后果是城乡阶层固化，虽然农民流动增多，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他们的父辈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但是常常受高房租、高物价、就业机会少、工资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社会保障水平低以及子女教育难等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不同程度地冲淡了他们的理想信念追求、助长了他们对现实利益的追求欲望、滋生了对现实不满的社会心态②。实证调查显示，社会环境经由文化传承与整合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具有显著的间接促进作用③。总之，显性的城乡差别，会引发农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体制保障缺失问题。 由于维稳是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基层信访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且农村基层信访部门对于农民的合理诉求与无理需求往往缺乏有效的识别机制，少数人趁机钻了空子。笔者挑选其中几个典型个案进行了专访，发现这些农民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状态不满，认为城里人有的很多公共福利农村人没有，农村社会亦存在很多不公平的事件，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度较低。可见，推动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和城乡协调发展，是整体提升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度的重要保障。 3.村庄结构原子化引发农民认同规范的缺失 培育和践行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农民为本位，结合村庄制度性规范与地方性共识，依托核心价值的本土化来完成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然而当前村庄结构的原子化，乡村社会关联松散，引发了以村民自治为主导的村庄制度性规范的断层、以传统熟人社会为依托的村庄内部道德性规范的模糊，导致了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规范的缺失。 传统熟人社会有着内生的道德性规范，如村规民约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制约着农民的行为规范，而且村庄强大的舆论压力可以影响农民的日常行为。宗法结构衰落后，传统宗族势力不再是支配乡村社会的主导，大量农村精英进城使得治理主体的整体素质明显下降，村庄原有的内部承接力消失，农民道德性规范的实践场域断裂，导致村庄道德性规范的模糊和虚化。逐渐原子化的农民遵循着“莫管闲事”的行动逻辑，即便是宗族内的老年人也很少再去插手别人家的事情。培育农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村庄道德性规范缺失，使国家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缺乏本土化的现实抓手。 笔者2012年在湖北荆门市S村调查发现，当地由于村庄运行失序引发了农民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的淡漠。S村是一个由12个村民小组组成的大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村民小组之间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相互之间的交往却并不多，村干部因此实行的是包片治理，且他们在村庄中的威信有限，难以将农民组织起来并形成统一有效的制度性规范。由于该村靠近市区，村庄历史较短，农民买卖房屋现象频繁，亦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舆论氛围以引导村庄的道德风气。正是这种制度性与道德性规范的双重缺失，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在S村难以开展。正如村支书所说，“没有强制规范作为支撑，近些年都没有开过群众大会，即使是代表大会也很难组织起来，更不要说组织农民学习党的文件精神了”。在村庄结构日益原子化的现实条件下，亟须加强村庄的制度性与道德性规范，为培育和践行农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提供有效的规范性保障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