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

——基于中西文化基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泽环,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234 陈泽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思想理论教育

内容提要:

对中西不同文化基因及其历史命运的考察表明,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华民族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在确立对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自信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体现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的传统人生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当代价值,而且应该更注重其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更多地理解中国文化基因与当代治国理政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1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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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5)01-0013-07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价值观是人类在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产生与发挥作用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1]笔者认为,这一关于价值观产生与发挥作用的文化根源、核心价值观的民族和国家特点,特别是关于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与其历史文化、当下奋斗和时代问题密不可分的思想,对于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和理论启示意义。当然,要使这一思想真正成为广大公民的普遍共识,还需要学术界和思想界展开深入阐释和广泛普及的工作。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基因、中西文化基因的历史命运、中国文化基因与当代治国理政三个方面,对“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基因

       关于“核心价值观必须同民族、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一些人士已逐步地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例如,哲学家张世英就提出过“个人的人生境界主要是在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命题:“一种社会、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它所属的成员的个人境界构成的……但是,个人的精神境界又是在他所属的社会文化、民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有某一种文化,就有某一种境界。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西方人的境界,包括他们的道德境界、审美境界、宗教境界;中国的儒释道三大文化支柱,也各有其相应的精神境界……凡此种种,都说明,要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是弘扬民族文化。”[2]仔细阅读他的《哲学导论》全书,可以看出,作为一个以研究西方哲学为主要专业方向的哲学家,其关于“提高个人的精神境界,最重要的是弘扬民族文化”结论的得出,实际上也是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的。首先,张世英吸收西方当代“后主客关系的天人合一”哲学的积极成果,主张在重视实用的同时,更多地提倡诗意境界和“民胞物与”的精神及其理论基础“万物一体”的哲学;接着,在谈及中国哲学史时,他从着重批判儒家“以封建道德为最高价值”开始,到后来则反对人们以“落后”来否定儒家“安贫乐道”的崇高道德境界“永久的魅力”。[3]

       应该说,从着重批判儒家“封建的伦理道德意识”到肯定儒家孔颜之乐作为一种为了崇高价值理想而不为贫贱所移的道德观念仍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像张世英这种具有自我反思特征的观念发展,在我国当代学术界和思想界中,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有其典型意义的。这一转变表明,在经过一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冲击之后,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意识随之增强,人们日益能够理解和接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显而易见,这一发展趋势是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努力一致的。如果说,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与其历史文化、当下奋斗和时代问题密不可分的思想中,必须同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涉及的是当下的挑战,那么,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涉及的则是文明根柢。为了应对当下的挑战,我们当然要自觉地汲取一切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汲取必须立足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文明根柢与文化根基。鉴于在这一问题上,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留下了反传统思潮长期流行的惨痛和深刻教训。因此,针对我国当代这一特殊的思想和文化生态,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坚持必须同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之际,当前我们特别有必要强调必须同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思想。

       当然,为了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同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的要求,仅仅一般地回顾总结一百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是远远不够的。从我国目前学术界和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这里至少需要有一种普遍的观念突破和思想解放,需要有更多的人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这种突破和解放、尊重和思考的实质和关键,就是要求有更多的人能够充分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4]的道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5]的文化基因自信。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作过相关论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兵家等各个思想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大观,丰富了当时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虽然后来儒家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长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中国思想文化依然是多向多元发展的。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6]显然,上述中华民族最基本文化基因等范畴的提出,明确地界定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内涵,为当代中国人确立中华民族文化基因自信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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