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来源——以中国青少年为例 王疏影 梁捷 文章在中国8个城市的50多个中学班级里进行了幸福水平的调查，并且为每个班级构建了内部的社会网络，发现他们幸福水平的主要来源有三种因素，即个人因素、社会网络因素和家庭环境因素。首先，与青少年性格、个性等相关的变量主要通过潜在变量“个人因素”间接地影响到幸福水平。从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发现，个人因素是青少年在校幸福水平的最重要来源，对在校幸福水平有决定性影响。其次，“社会网络”也对学生的幸福水平有影响。学生在班级中所面对社会网络的聚类系数、支持度和中心度，再加上个人学习成绩，通过潜在变量社会网络对幸福水平产生影响。但社会网络对于青少年的在校幸福水平的影响并非直接，而需要通过影响个人因素，间接地影响到幸福水平。最后，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包括父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家庭对个人的经济支持，通过潜在变量“家庭环境”，也会间接地影响到青少年感受到的在校幸福水平。家庭环境对于在校幸福水平的影响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完全通过“个人因素”加以影响。 摘自《学术月刊》（沪），2014.11.87～98 谈大学生志愿者的救世主心态 ——基于对L县西部计划实施情况的调查 黄金结 对于大学生志愿者而言，他们面临着两种角色转换:一是在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之中出现的，学生向大学生志愿者的转变；另一种是从家乡或熟悉的地方走向异地或陌生的地方时所出现的，当地人向外地人的转变。尽管学校以及培训为他们的角色转变做了许多准备，但是从他们进入服务地后，所出现的救世主心态以及该心态破灭后所出现的种种反应来看，这些准备无疑是十分抽象且不够。角色的转变意味着解构旧角色而建构新角色。从解构到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调适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调适的过程之中，个人需要不断地去了解社会期待，并按照该期待扮演好相关角色，否则就会造成角色期待与角色表现不一致。救世主心态的产生有客观原因，但更在于他们主观上没有能够正视跨文化背景下自身能力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现实的残酷性，救世主心态的消失则极尽地暴露出这一点。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放弃救世主心态，根据当地社会的期待，扮演好大学生志愿者的角色。 摘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2014.6.25～29 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影响：基本心理需要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 夏扉 叶宝娟 实现心理需要的满足是行为的基本动力，如果基本心理需要长期不能得到满足，个体会将目标转向其它的环境。遇到较多或较严重压力性事件时（外因影响下），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发展受到阻碍），若较少采取积极应对方式（建设性补偿）而较多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病理性补偿），青少年会进行烟酒使用（出现发展偏差）。文章对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中介机制的考察，不仅揭示了压力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烟酒使用的重要作用，还揭示了压力性生活事件如何影响青少年烟酒使用：一方面，压力性生活事件既直接影响青少年烟酒使用，另一方面，压力性生活事件通过基本心理需要、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青少年烟酒使用。首先，基本心理需要是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其次，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是基本心理需要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因此，基本心理需要和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青少年烟酒使用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摘自《心理科学》（沪），2014.6.1385～1391 美国少年法院的变革与青少年犯罪控制 高英东 美国的少年法院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百余年来，它的运作始终在福利与惩罚、照顾与问责两极之间往复摇摆。以“儿童最大利益”、“少年特殊论”和非正式程序为特征的福利型少年司法在20世纪70、80年代青少年犯罪率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逐步转型，趋于硬化，并向成人刑事司法逐渐靠拢；正当程序和严罚思想的盛行极大地动摇了以国家亲权为哲学的少年司法的基本理念，挑战着少年法院存在的正当性。然而，尽管危机重重，但截至目前，美国的各个州仍保留着自己的少年法院；尽管对康复性司法存在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但仍有为数众多的少年法院法官、缓刑官和矫正官员等继续坚持康复教育和反对惩罚的少年司法宗旨，美国绝大多数法院的法官也都支持维持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以及少年法院的康复性司法原则。少年法院的理念已经深深植入美国的法律文化当中，并且时至今日，除了少年法院之外，事实上美国目前也没有另外一种可以有效应对未成年人罪错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替代机制。 摘自《河北法学》（石家庄），2014.12.149～160 “鸭唇”与装酷：四所瑞典学校的13岁学生自拍现象的社会符号学和社会性别分析 [瑞典]迈克尔·福斯曼 著 田依雨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