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劳动与资本之时间开放的社会关系 在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下，我们认识到，资本不应该仅仅简单地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更应该理解为开放的社会关系。最初，资本在其内部集聚劳动力，并对劳动进行控制，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能够构建可变资本(即雇佣劳动力)和不变资本的有机构成。但在今天，资本的有机构成出现了日益加剧的断裂，资本逐渐解体，其中可变资本(尤其是生命政治劳动力)与不变资本日益分离，当然还有与后者相伴随的统治和管控的政治力量。生命政治劳动趋向于生成其自己的社会协作形式，并自主地生产价值。事实上，生命政治生产的社会组织越具自主性，它的生产力就越高。资本若要创造一个生产循环，并在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吸收劳动力，这变得越来越困难。也许，我们不应该再用“可变资本”去指涉这种劳动力，因为其与不变资本的生产性关系变得日益疏远了。 那我们应该就此宣告资本已经玩完了吗？革命已然开始了吗？或者用更为专业的术语说，可变资本已经确定无疑地从不变资本的魔爪中解放出来了吗？不。如前所述，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资本的矛盾无论多么严重，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终结，或者出现不同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新秩序。事实上，资本内部的断裂和生命政治劳动所出现的自主性，呈现出了一个政治开口。我们可以用资本关系的断裂为赌注，并在生命政治劳动新出现的自主性基础上进行政治性活动。资本所给出的开放的社会关系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需要政治组织对其进行推进。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当西耶斯质问第三等级的价值何在——第三等级是一切!但在政治上却一文不名!——时，他开启了新的政治和哲学论述，这种论述的基础与当下的经济形势所呈现的机遇相类似。正在成为社会生产中心的第三等级，不再愿意接受其臣属的地位，并拒绝向旧制度的统治阶级纳税。在考察生命政治生产、剥削和管控的新形式之后，我们应该发展当下阶级斗争的语言：阶级斗争的基础是什么，冲突的首要社会路线是什么，能够为组织行动所用的政治形式是什么？ 让我们从基础开始。与资本相关的、新出现的生命政治劳动的自主性打开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其存在首先依赖于如下两个事实。第一个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在经济生产中，共同性所取得的中心地位，它既是生产的基础也是生产的结果。其次是这样一个事实：劳动力的生产力日益逾越资本雇佣所设立的边界。就其潜能来说，劳动力总是逾越其与资本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们在工作时间的表现相比，人民有能力做得更多，生产得更多。但是在过去，生产过程，尤其是工业过程，严重地制约了逾越资本边界的潜能的实现。例如，汽车工人有着超凡的机械技能和知识，但他们的岗位是固定的：他们的潜能只能在工厂里得到实现，因此囿于与资本的关系，以及与家中车库里汽车的关系。但与此相对照的是，生命政治劳动的表现，如感受和知识天赋，创生协作与组织网络的能力，交往技能和其他能力，都不需要固定的场所。你不仅可以在工作场所，而且也可以在大街上或家里，与邻居和朋友形成关系。生命政治劳动力的能力逾越工作领域，充满整个生命。我们不用“过度”这个词来指代这种能力，因为从劳动力的角度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能力永远不算多。只有从资本的角度看，这才是一种过度，因为它并不生产可以被个体资本家所占有的经济价值——尽管说，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种生产并不生产那种能够在更广阔社会层面被资本所占有的经济价值，如一般说来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①。 现在我们可以提出第一个假说：生命政治语境下的阶级斗争采取出走(exodus)的形式。我们所谓的出走，是通过实现劳动力潜在自主性的方式，从与资本的关系中退出的过程。因此，出走不是拒绝生命政治劳动力的生产力，而是拒绝资本对生产能力所日益强加的制约因素。这是生产能力的表现，通过穿越资本社会关系的豁口，而逾越与资本所结成的关系。作为第一个概括，我们可以将阶级斗争的这种形式视为一种黑奴逃亡。正如奴隶集体逃脱奴隶制的锁链，并构建自治的共同体和逃奴堡②，生命政治劳动力从其与资本所形成关系中退出，也必须发现并建构可以让他们的生产能力得到实现的新的社会关系，新的生命形式。但是与黑奴逃亡不同，这种出走并不必然意味着走向别处。我们可以寻找一种逃逸线，同时停留在原地，改造生产关系和社会组织的模式。 阶级斗争依然涉及反抗资本主义控制，并攻击资本主义权力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详细论述，但也要求从与资本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出走。尽管在劳动关系中，对反抗的要求是直接给予工人的——工人总有说不的力量，有停止为资本提供劳动力的力量，他们颠倒生产过程的能力，总是不断呈现在他们生产的能力之中——出走的要求倒没有那么明确。只有建基于共同性——既能够进入共同性，也能够利用共同性——出走才有其可能，而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想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甚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私有化，来消除或者遮蔽共同性。在考察政治组织的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更为充分地考察当今社会已然存在的可资利用的共同性。 二、共同性的幽灵 共同性的幽灵已经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尽管是以被遮蔽、神秘化的形式出现。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敌对心理，资本却不能没有共同性，在当下表现得尤为突出。为了追踪共同性的幽灵，我们需要注意生产性社会协作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各种各样的抽象模式。揭示共同性的某些现存形式，就是为大众从其与资本所确立的关系中出走确立了第一步。 共同财富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就是大都市。正如城市和建筑史家所解释的，现代城市的形成与产业资本的形成紧密相关。地理上对工人的集中，对资源和其他产业的接近，信息和交通系统，以及城市生活的其他特征等，都是工业生产的要素。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空间的质量都由产业工厂及其需求、节奏以及社会组织的形式所决定。今天，我们正见证一个转变，那就是从工业城市向生命政治大都市的转变。在生命政治经济中，在生产过程与构成城市的共同性之间，存在日益强化和直接的联系。当然，城市不只是一个被建构的环境，不只由高楼大厦、街道、地铁、公园、垃圾回收系统以及交通网所构成，同时也需要文化实践、思想交流、感受网络和社会机构的动态结构。城市内所包含的共同性要素不只是生命政治生产的前提，也是这种生产的结果；城市是共同性的源头和共同性源流的入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