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被混同于旧礼教，在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一并被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正确认识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正确认识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一、责任伦理在百年三大挑战的浴火中重生 1.中国传统礼治，传统责任伦理，近百年来接受了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战，在浴火中经受了涅槃与重生。 上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随后，在50—7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或全方位政治挂帅的日子。《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敌我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最终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有效地使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得以巩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传统价值、道德、礼仪、信仰及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摧毁了长期有效地维系着这一切的各种传统社会自组织，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使政治权力一直深入到社会最底层。以往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结束，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但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实际上是以高度强化与扩大了的社会二元化或裂分化为前提。道之以政，是以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作为凝聚民众、动员民众的唯一手段，而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一旦在实践中被证实背离生活实际，就会导致严重的信念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从而丧失其凝聚力、动员力。齐之以刑，如果依靠政治高压和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虽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但是，因为它必然会导致“民免而无耻”，便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引导社会走向和谐，反而会一再激化这些矛盾与冲突。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转向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一段时间实际工作中甚至由GDP挂帅，形成了“道之以利，齐之以律，民多欲而上下交征”的局面。道之以利，发挥物质利益的刺激作用，激发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又不免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摆脱了普遍的贫困，实现了小康，但是，理想、道德、信仰、礼仪、责任、高尚的情操，却在这一过程中被抛到一边。物质欲望被激发、被释放、被纵容，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结果，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泛滥起来，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席卷进去。为了获取更多更大利益，上下之间交征，相互之间交征，不同地域之间、不同利益集团之间、不同族群之间都交相争夺，愤懑情绪常常压倒了应有的理性思考，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这些问题，依靠“道之以利，齐之以律”自身，显然很难有效解决。 网络时代迅捷到来，它代表了中国在还没有完全走出前现代，正在努力跨入现代的时候，相当大一个社会群体已经骤不及防地突然进入了后现代。这对原先的伦理性实体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使后现代以下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凸显于当代中国社会： 其一，后现代是去中心化，人人成为自主体。网络使人人在虚拟世界中成为自主体，同时又使人们在虚拟世界中高度世界化。在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由于已实现了社会普遍中产化，形成了相当稳定的社会重心，宗教信仰和理性的思维有着稳固的基础，它们有效地制约了人们后现代的高度自我化、主观化影响的范围。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社会普遍中产化，理性思维存在的缺位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又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情绪化的感性思维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常常上升到支配地位。人们的意识高度自我化、主观化，缺少理性乃至知性的应有制约，缺少社会普遍中产化调节各种矛盾与冲突的雄厚力量。于是，去中心常常是形式上拒绝了外在权威、既有中心、事物的实在性、公认的合法性，实际上变成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而游离于客观实际之外；自以为高度自我，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世界范围内各式各样真实的、虚假的、半真半假的海量信息所左右。 其二，后现代致力于消解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而代之以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网络以其信息的量大、快捷、纷繁复杂，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进行了全面冲击。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区域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而教育的过度急功近利化、实用化，人文教育严重缺失，社会人文建设严重缺位，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又空前助长了人们的自利心理与物化欲求，贫富差距拉大，利益格局固化，特权阶层产生，致使社会矛盾、社会冲突在众多方面反而加剧。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使人们在认识与应对外界事物和内在心性时，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的信仰，很容易转变为被利益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所主宰，由此而导致社会自身碎片化。 其三，后现代致力于解构本质主义，由此走向对于客观真理、核心价值体系、道德伦理体系及终极目标的全面怀疑和不断颠覆。网络由于已成为社会公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文化心理和政治意愿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主要的平台与载体，而社会公众本身又处于高度分化及不断流动之中，利益诉求、文化心理和政治意愿千差万别，便使这一解构本质主义的倾向急速膨胀起来，极大地普及于社会各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职业、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年龄层，一直渗透到人们的观念形态、立身处世的态度与方式，以及日常生活和习惯性思维中。网络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意识单一化时代以传播者为主导的观念传播方式，越来越为交互性的意见传播、实时动态性的意见反馈、高度个性化的交互传播所取代，由此构成一种全新的网络“舆论场”，而这一网络“舆论场”则为种种非历史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爆发式的、情绪化的欲求广泛地蔓延，以及个人情绪化发泄和集体超理性狂欢的交汇，提供了异常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