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世俗化及其内因

作 者:

作者简介:
左瑞娟(1985-),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宗教艺术,江苏 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内容提要:

佛教传至中土不久,汉传佛教建筑在布局、结构、形制等方面便开始远离印度伽蓝,逐渐形成本土化和世俗化的面貌。这使得汉地寺庙固然难以反映佛教的宇宙观,其等级化特征也引发宗教伦理问题。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从佛教教义、舍宅为寺、早期传播需要、经济社会地位和建造体系等角度,对其内因展开了探讨和分析。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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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4)06-0060-04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兴衰而绵延不绝。其间虽与儒道等本土文化、习俗相互激荡与融汇,却依然延续了其迥异于世俗的仪轨体系,在起居饮食、服饰器物、典章制度等方面均有体现。但佛教建筑却渐失其原貌,除佛塔外,在布局、形制和结构上与汉地宫室、衙署、宅第等建筑高度接近,呈现出本土化、世俗化特征。

      一、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与世俗化

      自频婆沙罗国王在王舍城始建竹林精舍,①供奉佛陀及弟子修行弘法,佛教伽蓝②逐渐发展起来。从现存的阿旖陀石窟和桑奇大塔等遗迹来看,古印度早期佛教建筑一般由窣堵坡和毗诃罗组成。窣堵坡是供奉释尊舍利的纪念性建筑,毗诃罗是供僧侣起居修行的功能性建筑,即僧舍、精舍。伽蓝以窣堵坡为核心,精舍僧房沿窣堵坡四周分布。目前来看,东南亚地区的小乘佛教寺院较多保留了印度原始佛教伽蓝的特征。

      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天竺僧摄摩腾、竺法兰携白马负经抵洛阳。第二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雍门外筑白马寺。《魏书·释老志》有载:“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1]从文献来看,佛教入中国之时,其建筑尚大致保留印度伽蓝的特征,以佛图为中心,呈四方式布局。其后,随着造像的传入,佛殿开始出现。如《高僧传》中便有东晋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沙门竺道邻造无量寿佛,高僧竺法旷为之起立大殿”[2]的记载。由于印度伽蓝之中并无佛殿建筑,失去参照来源的佛殿便开始移植或转化汉地建筑。由于供奉高大佛像的需要,佛殿主要借鉴了空间宏阔的宫室建筑,故两者在形态上较为相似。北魏迁都洛阳后,所建佛教寺院不知凡几,《洛阳伽蓝记》描绘了这样一番景象,大型寺庙如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浮图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极殿。……寺院墙皆施短椽,以瓦覆之,若今宫墙也。四面各开一门。南门楼三重,……形制似今端门。”[3]浮屠乃“架木为之”,佛殿“形如太极殿”,寺院墙“若今宫墙也”,南门楼“形制似今端门”。由此来看,当时的佛教建筑在材料、结构、形态等方面已与世俗建筑颇为相似。这一时期礼佛之风日盛,舍宅为寺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风尚也加速了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进程。自隋唐以降,造像崇拜盛行,体量高大的佛殿与佛塔共同组成寺院核心,形成塔殿并重的格局。从唐代律僧道宣所著《关中创立戒坛图经》和《中天竺舍卫国祗洹寺图经》可以了解到,唐代寺院设佛殿和佛塔共同组成中院的核心,周围建有法堂和僧房,佛塔的唯一中心地位逐渐开始改变。在图像资料方面,敦煌莫高窟中的几座隋唐石窟均有描绘寺院形貌的壁画,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寺院以佛殿为主,居于建筑院落的中轴线上,其后设后殿,庭院两侧布置回廊、角楼、门楼等,宛如皇家宫殿。及至宋元,佛殿代替佛塔成为主体,寺院布局一般沿山门南北轴线建若干佛堂,谓之伽蓝七堂。至此,汉传佛教建筑的格局与形制基本趋于稳定,之后的变化已日渐微小。

      明清时期为寺院建筑在布局和形制上的成熟期,从现存明清寺院的布局来看,大型寺院基本为多轴线构图,在山门主轴线上依次建造天王殿、大雄宝殿和法堂;东西两侧轴线上分别设立钟楼、伽蓝殿、观音殿、鼓楼、祖师殿和轮藏殿等(各宗各寺配置略有不同),左右对称、布局严谨。

      佛教寺院建筑不仅在布局上,而且在材料、结构等方面也均与世俗建筑高度一致,皆以木构架为主。早期的佛殿建筑实物至今已无遗存,但在同样供奉佛像且有模仿佛殿意味的石窟形制中仍可窥见端倪。如麦积山石窟第4窟雕凿有七梁八柱、平拱藻井的仿木单檐庑殿结构。③天龙山石窟第16窟前廊遗存的三开间仿木构建筑,中间设两根八角柱,柱头施栌斗、栏额及一斗三升,补间刻人字形叉手。④这些石窟均透露出当时佛殿的木结构形象。建于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的南禅寺大殿为现存最早的佛殿建筑,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南面明间设双扇板门,两侧设直棂窗,其余三面为土坯墙。而山西长治唐王休泰墓和西安中堡村唐墓出土的民居明器则呈现出同一时期的民居样貌。其正堂基本也是面阔三间,木构架,面南开门窗,其余三面为土坯墙,与南禅寺佛殿十分类似。凡此种种,都可以得出确切的结论,汉传佛教建筑在唐以后已具有高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特征。

      二、汉传佛教建筑的佛教宇宙观与宗教伦理问题

      建筑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文化所建构的产物,因此也传递出相应的文化核心价值。汉传佛教建筑的本土化和世俗化,自然削弱了其作为佛教文化物质载体的功能,甚至在某些方面与之相悖,以致产生了宗教伦理问题。

      1.汉传佛教建筑难以反映佛教宇宙观

      佛教建筑作为佛法弘传、僧徒参学和法会举行的空间,也是宗教体验的重要场所。与中国世俗建筑无异了因其所承担功能之需要,往往以某种特定的叙事方式和象征性符号表达或映照佛教思想和观念,营造一种佛教宇宙景观的人间再现以感染信徒。但汉传佛教建筑的世俗化形态却与佛教所推崇的理想世界相去甚远。

      在佛教宇宙观中,世界被分为永恒极乐的彼岸世界和痛苦污秽的此岸世界。此岸世界自不多叙,而彼岸世界在不同典籍中虽有不同描述,但大都为“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的神圣之境。[1]在佛教经典中,无论是《弥勒上生经》中的兜率天净土、《妙法莲华经》中的灵山净土、《华严经》中的莲花藏世界,还是《药师经》中的琉璃净土、《大宝积经》中的如来妙喜净土,都描述了佛教徒所信仰和向往的理想世界。例如,在《大乘密严经》中,佛国圣境有“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四边阶道,金、银、琉璃、颇梨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颇梨、车璩、赤珠、马瑙而严饰之。”[4]可谓宝相庄严,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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