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王阳明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以“良知”取代“天理”的地位，颠覆了程朱理学的价值观，解放了人的思想，从而使心学成为最具影响的哲学价值观。随着阳明心学因王艮和王畿而风行天下，遂形成了王学左派。清朝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心学的发展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与总结：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师说，益启瞿坛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 在这股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下，晚明的艺术家思想解放，都具有强烈的独创精神。反映在文学上的表现则是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对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临川派和吴江派关于“曲律”、“曲意”当以谁为主的尖锐争论。其时存在广泛影响的文论主要有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说”和公安派的“性灵说”等；反映在书论上则有徐渭、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书法大家的新论。 古代书论和文论都受到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在艺术本质上，通常都强调表现、抒情、言志的特点。在理论形态上，一般也以感性的经验为主，具有直观性的特点。但在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书论与文论的关系时，需要在具体的书论与文论之间进行合理论证和推测。纵观晚明时期徐渭的“本色说”、李贽的“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说”以及公安派的“性灵说”等文论标新立异，各擅其长，对当时的文坛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晚明书法大家徐渭、张瑞图、董其昌、黄道周、倪元璐、王铎等在书法上都各有新论，其中，尤以董其昌推崇“淡”的审美思想最有代表性。晚明书论与文论在总体的哲学背景上，都渗透着心学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心学的兴起就没有如此鲜明的书论、文论，心学为诗文、书风的转变、突变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 董其昌说：“李卓吾与余以戊戌春初一见于都门外兰若中，略披数语，即许为莫逆，以为眼前诸子，惟君具正知见，某某皆不尔也。余至今愧其意云。”戊戌年是1598年，距李贽的《藏书》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南京出版仅一年，而《藏书》是李贽用18年时间精心撰写的可以藏之名山的高自标许之作。其时，李贽的思想完全成熟，他的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文论即是“童心说”早已横空出世，影响宇内，士子影从。董其昌记述他们二人是“略披数语，即许为莫逆”。说明两人不单是言语投机，更重要的是思想价值观上的高度认同。李贽对董其昌高度认可，认为唯有董氏具正知见，其背景即是心学的广泛扩张，在士人中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健的潮流。其时，董其昌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在说法上套上了禅家的言语，又因为晚明儒、释、道三教思想偏于调和，而显示出接近李贽所走的三教合一路数。 董其昌为自己书斋起名为“画禅室”，在于他对禅学精深的研悟。董其昌比晚明大多数士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不取狂禅激进思想，而直接研习慧能禅宗的“自性”、“本心”等，由此，禅学悟道方式对他的诗书画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董其昌也和汤显祖一样深受达观禅师的影响。他说：“达观禅师初至云间，余时为诸生，与会于积庆方丈，越三日，观师过访稽首，请余为思大禅师上乘止观序，曰：王廷尉妙于文章，陆宗伯深于禅理，合之双美，离之两伤，道人于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复得密藏激扬，稍有所契。”汤显祖和董其昌相互间多有交往，论诗论艺也相互影响，公安三袁和董其昌更是交往密切，关系深厚，相互之间多有唱和之作，文论、书论、画论始终是他们交谈的一个重要方面。 汤显祖“主情说”以情真为基础，要求文艺摆脱传统的道德教化说教，特别是要把戏曲创作情感的意象深深扎根于对人性的描写，通过求真求美的艺术创作呼唤着人的觉醒，提倡艺术的个性独创风格。汤显祖在《合奇序》中说： 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苏子瞻画枯株竹石，绝异古今画格，乃愈奇妙。若以画格程之，几不入格。米家山水人物，不多用意，略施数笔，形像宛然。正使有意为之，亦复不佳。故夫笔墨小技，可以入神而证圣……夫使笔墨不灵，圣贤减色，皆浮沉习气为之魔。士有志于千秋，宁为狂狷、毋为乡愿。 可见汤显祖强调文章风格要独创，不能依前人窠臼。即便是苏轼、米芾这等大才也是突破常规而超凡入圣的。 同样，董其昌在书法上非常自信，表现出强烈的入古出新精神。他说： 予学书三十年，悟得书法而不能实证者，在自起自倒自收自束处耳。过此关，即右军父子亦无可奈何也。转左侧右，乃右军字势，所谓迹似奇而反正者，世人不能解也。 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以离者，非欧虞褚薛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 董其昌的书法理论所表现出的创新思想，正是晚明心学思潮下的士人主体精神解放与重新构建的结果。因此，他在书论中提倡“淡”就具有了深刻的文化意义，他对“淡”的阐释和在具体书法作品中的判断，彰显了他自立门户的信心和审美观念上的抉择。 在《诒美堂集序》中董其昌这样阐述“淡”的内涵：“撰述之家，有潜行众妙之中，独立万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极才情之变，可以无所不能，而大雅平淡，关乎神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浅者，终莫能近……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之谓淡。”可见“淡”是发乎自然的，但却需要超越于名利之心的人才可能臻此妙境。也可见到对老子“恬淡为上”思想的继承，具体到文艺上，则更多的显示出他对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等人的文艺精神的深刻体悟。从他的解释中可见他强调“淡”是出自天性，非人力可及的，即“无门无径”，同时还强调“质任自然”，即要求艺术创作为作者内在精神的自然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