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南摩崖石刻窥看清至民国中期碑学之发展

      Doi:10.3969/j.issn.2095-3801.2014.06.004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801(2014)06-0022-14

      浙南①摩崖石刻群是个硕大绚丽的摩崖区域，拥有处州摩崖群中的仙都、南明山、石门洞三个国家级文保单位，我们从中不但能享受到缤纷的书法艺术之美，还可藉此探究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例如碑学②在这儿就有很典型的表现。本文试取清初至民国中期③一段时间作为着眼点，对浙南摩崖石刻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研析，从而探寻到碑学形成的基因及其发展历程，感受其美，领悟其髓。

      清代书法，号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中兴”时期，成就之辉煌，论者以为可与汉、晋、唐、宋相媲美，而超出元、明两代。而作为“中兴”的主要标志，便是碑学的崛起，一扫帖学的萎靡之风和馆阁体的刻板僵化。

      碑学始于宋代，兴盛于清代中叶以后。

      一般认为，清嘉庆、道光以前，书法崇尚法帖，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但清初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渐开金石学气候。一些官僚、文人借助金石学之文字考据，尝试在帖学之外别树一帜，成为清代碑学的最早倡导者、实践者。顺治年间方亨咸、王崇铭、周茂源等处州题勒就颇能透露这方面信息。

      方亨咸书青田石门洞题名“石门”二大字及款字(图1)为浙南现存最早的清代摩崖石刻，约勒于顺治五年(1648)至顺治八年(1651)，简约、厚重、大气，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都是典型的碑派写法，很难想象这是写在顺治初期的书法作品，即使将其置于碑学高峰期的清末民初碑派摩崖中，亦毫不逊色，堪称浙南摩崖精品。

      

      图1 方亨咸书石门洞《石门》题名

      顺治十年(1653)处州知府王崇铭青田混元峰“灵山法石”摩崖(图2)，字径90厘米。结体舒张饱满，运锋自然圆劲，大气磅礴的艺术感染力扑面而来，与后来康、乾时期盛行的董、赵秀丽书法截然不同，真意弥满，堪称伟观。

      顺治后期周茂源三岩寺“飞雨岩”摩崖(图3)，隶书大字，遒劲挺拔，刚猛有力，充分表现了隶书中的潇洒、朴茂、雄强、飘逸等特点，而“岩”字的异体写法当源于对金石文字的考据所得，别开生面。

      

      图2 王崇铭混元峰《灵山法石》摩崖

      

      图3 周茂源三岩寺“飞雨岩”摩崖

      据笔者考察统计，浙南清初顺治间摩崖石刻共六段(全部在处州片)，碑派书风占三。作者地域分布上，方亨咸、周茂源为江南人，王崇铭为山西人。可见清初学碑者大有人在，且不分南北。但之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浙南摩崖石刻全部为帖学书风，这应该与康熙专学董其昌、乾隆追摹赵孟頫有极大关系，彼时海内帖学一统天下，达到极盛。因此尽管在清朝一开始就有人关注和实践北碑，但这种气候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连续效应。不过，清中晚期的篆隶复兴和碑学运动应发端于此，碑学序幕渐开一角。

      从嘉庆开始，碑学大兴，而传统帖学则急转直下，以至逐渐走向穷途。这期间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的横空出世，成为清代碑学建立的最主要标志。“碑学逐步从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对古代金石资料进行专门研究和阐述书法发展历史及其风格特征的学科”[1]，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在二王帖学之外另辟蹊径，碑派书法地位获得确立。阮元作为碑派书法的倡导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实践者。现存嘉庆间浙南摩崖石刻主要有十一段，跟碑派书法有关的有七段，这其中阮元一人就勒有四段，书体分别涉及篆书、楷书、行书。其中嘉庆三年(1798)两段，全部在青田石门洞，一为《石门洞题记》(图4)，楷书；一为《石门洞题诗》(图5)，行书。皆碑风明显，气格不凡。嘉庆九年(1804)亦有两段，一在处州城至缙云县的栝苍古道上，《栝苍古道》题刻(图6)，小篆，郁盘雄劲，渊雅朴茂，乃阮元大字摩崖杰构；一在青田石门洞，《青田石门洞天铭》(图7)，集《瘗鹤铭》字。刻于南朝·梁天监十三年的《瘗鹤铭》，是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著名标志性摩崖石刻，也是研究我国书法发展史的宝贵实物资料。阮元深爱《瘗鹤铭》，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设立“焦山书藏”，意态雍容、格调高雅的《瘗鹤铭》书法自是对其影响深刻，本段集字摩崖书法稳健沉着，古意盎然，颇得《瘗鹤铭》精髓。

      

      图4 阮元石门洞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