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不仅作为散文名篇被广泛收录于各种选本，而且作为李清照生平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依据，被古今学者频繁征引。但是，《后序》本身也存在种种疑点，似乎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本文拟在前贤研究基础上，对《后序》的疑点进行深入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 “西兵之变”与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藏品的散佚 《后序》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叙述赵明诚李清照夫妇收藏品散佚的过程，其中所记最重要的两次散佚事件： 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赵明诚)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建炎三年)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① 根据《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主要散佚事件有两次：一、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二、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 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蔡襄书《赵氏神妙帖》有赵明诚跋云：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② 根据赵明诚跋，赵氏夫妇收藏品似乎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秋天发生的“西兵之变”。赵明诚自称，在这次事件中，“予家所资荡无遗余”。所谓“荡无遗余”，诚然可能带有夸张成分，未必可以拘泥理解。但是，即使考虑到夸张的因素，仍然不能不承认“西兵之变”是赵明诚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 既然“西兵之变”是赵明诚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那按照常理，应该与李清照《后序》所述赵氏夫妇收藏品散佚事件能够对应。正是从这个逻辑出发，学者或认为“西兵之变”指建炎元年十二月发生的青州兵变③，或认为指《后序》所述建炎元年金人攻陷青州事件④。但是，这显然都是错误的。第一，人物不符。“西兵”在宋人一般语境中皆指陕西兵，陕西兵在北宋以善战著称。青州兵变的主要人物王定是青州将官，赵晟是临朐土兵，青州和临朐皆在东部，与“西兵”扯不上关系，故青州兵变不可能称为“西兵之变”。金国在大宋东北方，绝无称“西兵”之可能，故金人陷青州更不可能称为“西兵之变”。第二，时间不符。赵跋明确说西兵之变是在建炎元年秋天，而青州兵变则发生在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的时间，据《后序》在建炎元年十二月，据《宋史·高宗纪》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等所载在建炎二年正月，与赵跋所云发生于建炎元年秋天的“西兵之变”明显不符。虽然仅差几个月，但是赵明诚跋写于建炎二年三月，岂会将两三个月前刚刚发生之事误记为半年前?何况是导致其主要藏品散佚的大事件?第三，地点不符。根据赵明诚跋所云“再掠镇江”，可知“西兵之变”亦当发生在镇江，故不可能指青州兵变或金人陷青州事件。 最近马里扬提出新说，认为西兵之变指建炎元年八月末李汲等之乱⑤。但此说亦不能成立，因为：第一，史书仅称李汲为“溃卒”，马先生谓其为陕西兵溃卒，其实仅出推测，并无确凿的文献证据。第二，这次兵乱主要人物是博州卒宫仪，史书只是在叙述宫仪兵乱时偶尔提及宫仪杀李汲兼并其众之事而已。李汲在这次兵乱中根本就是很次要的人物，且早早就为宫仪所杀，即使李汲确为陕西兵溃卒，亦不可能称此次兵乱为西兵之变。第三，李汲之乱发生在山东即墨等地，与赵明诚跋“再掠镇江”语亦无法对应。 那么，“西兵之变”究竟指的是什么事件呢?指的是建炎元年秋天在秀州、镇江等地发生的一次陕西兵叛乱事件。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云： (建炎元年八月壬申)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赵子崧言杭州军变，遣京畿第二将刘俊往捕，又命御营统制辛道宗将西兵二千讨之。⑥ 同书卷九云： (建炎元年九月甲午)先是，御营统制官辛道宗奉诏讨贼，军行至镇江府。守臣赵子崧犒赐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兴县，始命给军士人五百钱，众皆怒。是夜，其众自溃乱而去者六百人。道宗挺身得小舟，奔还镇江。众推高胜为首，胜者太行山之盗也，谓之高托天。乱兵攻秀州，守臣直龙图阁赵叔近城守，人遗以四缣，贼乃北趋平江府。⑦ 又云： (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是日，贼赵万入镇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学士赵子崧遣将逆击于丹徒。调乡兵乘城为备，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败归，乡兵惊溃。子崧率亲兵保焦山寺，贼逾城而入，纵火杀人，莫知其数，万遂据镇江。⑧ 同书卷一○云： (建炎元年十月丙戌)是日，两浙制置使王渊率统制官张俊等领兵至镇江府，军贼赵万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时辛道宗前军将官苗翊犹在叛党中，乃委翊统之，众心稍定。翊，傅弟也，渊寻绐贼以过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尽杀之，余骑兵百余人，戮于市，无得脱者。⑨ 统观此数条，则所谓“西兵之变”的始末已清晰可见：建炎元年秋，杭州发生军变，辛道宗受命率领陕西兵二千人讨之，行至嘉兴县，兵士因不满辛道宗独吞犒赐而叛变，攻打秀州，随后攻陷镇江，但不久就在镇江被宋军收服。此事亦载于熊克《宋中兴纪事本末》卷二。《宋史·赵叔近传》云：“建炎元年，(赵叔近)为秀州守，杭卒陈通反，诏辛道宗将西兵讨之。兵溃为乱，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谕以祸福，乱兵乃去。”⑩亦可相印证。翟汝文《奏为杭州军贼攻劫提刑不知所在乞朝廷遣重将将兵并力讨杀状》云：“臣见事势如此，扼腕痛愤，以谓浙东兵既为贼所诱，不可使战。而浙西兵又皆乡夫怯懦，独有西兵可必破此贼。既闻朝廷遣辛兴宗将西兵二千人前来，臣计期日望收复。而西兵至秀州，忽作乱杀主将辛兴宗，沿路劫掠，复欲回归。”(11)则更是当时亲历者的奏议，确凿可信。奏议中明确称“西兵”“作乱”，与赵明诚跋所言“西兵之变”正相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