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4)04-0006-06 南宋傅幹《注坡词》、何士信《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在注解东坡词时频繁引用杜诗，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据李剑亮《宋词诠释学论稿》，傅幹《注坡词》中注文共计有932条[1](P217)，据笔者手工翻检统计，傅幹《注坡词》中有91条注文引用杜诗，占到将近10％。傅幹博闻强识、旁征博引，《注坡词》所征引的文献，涉及先秦至唐宋时期的经、史、子、集各领域。据赵晓兰、佟博《傅干〈注坡词〉三题》一文统计，《注坡词》征引之典籍，有经部8种41篇，史部8种96篇，子部110余种，集部作家李白、杜甫等120余人[2](P63)；仅就唐诗而言，就征引有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李商隐、陆龟蒙、罗虬、郑谷、杜牧、皮日休、李贺、张籍、卢仝等诗人的诗句[1](P223)。因此，杜诗占比10％，是相当有分量的数字。傅幹《注坡词》中引征杜诗较多的东坡词，如《哨遍》(睡起画堂)有4条，《临江仙》(樽酒何人怀李白)、《南歌子》(带酒冲山雨)、《浣溪沙》(醉梦醺醺晓未苏)均有3条。傅幹《注坡词》中引征的杜诗多达78首，其中，引征频率较高的杜诗，如《九日蓝田崔氏庄》引4次，《听杨氏歌》、《陪李金吾花下饮》均引3次。 在《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中有东坡词26首，其中，《洞仙歌》(冰肌玉骨)、《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西江月》(点点楼头细雨)、《行香子》(北望平川)、《满庭芳》(香叆雕盘)八首东坡词的11条注文引征了杜诗，涉及杜诗12首，平均每注三首东坡词引用2首杜诗，这一频率也是相当高的。《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中引征杜诗较多的东坡词，如《洞仙歌》(冰肌玉骨)有3条，《阮郎归》(绿槐高柳咽新蝉)、《行香子》(北望平川)均有2条。 傅幹《注坡词》、《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中“偏重杜诗”的时代特征，可以引发的两个维度的思考。其一是南宋人对杜诗的“接受热”，其二是苏轼本人对杜诗的接受。苏轼本人对杜诗的接受，体现在诗学批评、诗歌创作、词体创作等方面。诗学批评上对杜诗的接受，对其诗词创作上对杜诗的接受必然有所影响，因为文学创作与文学观念是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指导创作实践。 一、苏轼诗学批评对杜诗的接受 北宋时期，苏轼之前，王安石对杜诗给予很高的评价。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四引《陈辅之诗话》云：“荆公尝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3](P90)苏轼诗学批评上对杜诗的接受，主要体现在诗史地位的推崇、艺术手法的品评两个方面。 (一)苏轼对杜诗诗史地位的推崇 苏轼对杜诗诗史地位的推崇，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李、杜诗篇齐名。苏轼《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云：“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遨。简牍仪刑在，儿童篆刻劳。”[4](P266-268)清汪师韩《苏诗选评》中评“谁知杜陵杰”句云：“转入杜陵，只用‘杰’字一言之褒，而其起衰式靡，立极千古者已意无不尽。”[5](P1816)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中，“名与谪仙高”，王文诰案语云：“李、杜诗可齐名，人非齐名也”；[4](P266)“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两句，王案云：“谓甫已兼诸家之长，独与太白相抗”[4](P266)；“巨笔屠龙手”，王案云：“此句读杜断语，找足题面”[4](P267)；“醉饱死游遨”，王案云：“醉指李，饱指杜”[4](P268)；“简牍仪刑在”，王案云：“谓李、杜文章，其表见者如此也。”[4](P268)又，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云：“李太白、杜子美以其英玮绝世之资，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有间远韵，而才不逮意。”[6](P2124) 其二，杜诗备诸家体、集大成。苏轼《辨杜子美〈杜鹃〉诗》中云：“子美诗，备诸家体。”[6](P2100)陈师道《后山诗话》载：“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7](P304)又载：“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7](P309) 其三，杜诗是无法超越的高峰。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云：“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6](P2206)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中云：“若夫发于性而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6](P318) 苏轼之所以如此推崇杜诗的诗史地位，一方面在于自身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以及杜诗中的人文情怀与人格精神。杨胜宽《从崇杜到慕陶——论苏轼人生与艺术的演进》中云：“苏轼早年就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其对杜诗中所表现的忧国忧民和宁愿担荷天下人苦难的情怀表示认同，并对杜甫的‘兼济’型人格高度推崇，则是必然的……在苏轼看来，杜甫能成为千百年来最伟大的诗人，成功的秘诀……在他虽然一己穷愁潦倒，终身不为世用，却每饭必念君国，始终以忧国忧民的诗人情怀，以同情黎民百姓的血泪，写成他的一首诗‘诗史’般的作品。其他诗人难以成就杜甫似的伟大，恰恰在于不具备杜甫宽广的胸襟和悲悯的情怀。’”[8](P138-139)另一方面，与杜诗中高超娴熟的艺术手法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