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11-0102-08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出现的文化危机和人的生存困境的理论回应，开创了现代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先河。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人物西奥多·安道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学界又常译为“西奥多·阿多诺”，文中按照惯例简称“阿多诺”)最早阐释“文化工业”批判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中。在此后的理论生涯中，阿多诺长期从事“文化工业”问题的研究，其思考散落在《否定的辩证法》(1966)、《美学理论》(1970)等著作中。 阿多诺一直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逐步趋向标准化、模式化、商业化，呈现出压抑性、操纵性、意识形态性特征。“文化工业”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代名词，扮演着“社会水泥”的阶级统治角色。“文化工业”被完全异化，根源在于工具理性和经济力量已经侵入社会文化领域。阿多诺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持如此态度，与其所处历史时代背景、否定辩证法的哲学观以及“乌托邦式”的审美旨趣等多种因素有关联。我们认为，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采取了激进主义态度，这种批判和检视无疑是尖锐的。然而，较之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阿多诺站在资产阶级精英主义文化立场对其“文化工业”所作的批判并不透彻和深刻。因为他并没有从根基上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更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本性。此外，“文化工业”批判因其遮蔽工具理性的积极价值、无视大众主体性等而存在理论缺陷。从本质上看，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脱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未看到资本主义在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工业的同时也创造着导致其自身灭亡的条件，特别是由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对资本主义制度也只能是隔靴搔痒。 一、“文化工业”批判未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 如果说，20世纪20、30年代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和革命策略问题，那么，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则转向“文化工业”批判或“大众文化”批判。受此影响，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西方理论家相继从文化、观念、社会、心理等不同视角来反思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譬如，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德鲁兹、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他们从某些方面(如文化、消费等)激烈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西方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但总体上将批判的视角集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如詹姆逊的文化批判、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等。近些年来，市场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女权社会主义等一批新近社会思潮也从不同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予以检视，试图从学理层面来诊治西方社会的种种现代性病灶。[1] 造成上述理论多样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组成部分的有机体，因此不同学者、流派结合自身实际对其进行多视角剖析是情理之事。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现代性特征是多维度的，譬如“现代性首先是一种实践制度”；“现代性是一种价值文化表达”；“现代性是一种文化理想和趋势的表达”。[2](P253)从本质上看，“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3](P99)现代性的多层次性，决定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但是这并不否认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依然遵循着自身内在逻辑，即“现代性逻辑”①。总体来看，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现代西方思想家，大多远离所有制和经济基础，主要是从文化、观念、心理、价值等层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逻辑发展。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现代性”概念，但是开创了从历史哲学角度来审视“现代社会”的新路径，即从“资本逻辑”维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②。按照马克思理解，“资本逻辑”控制的社会就是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并驱使着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的社会。由于受时代限制，马克思并没有采用今天的话语体系来表达现代性，但是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理论依然可以被视为根治资本主义现代性病症的有效药方。鉴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分析对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重大意义，部分西方学者给予了很高评价：“马克思或许是早期现代性——被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最出色的社会分析家”；[4](P41)吉登斯甚至将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并称为三大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代表人物。 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的根本目的是试图从“大众文化”出发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寻求出路。客观地讲，这种尝试是有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怪影’、‘幽灵’、‘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5](P544)因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P207)在马克思那里，解决现代性危机，首要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而是改变资本的逻辑。只要资本的逻辑在强势地推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和扩散。[3](P101-108)对于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而言，虽然从“大众文化”层面已经揭露出现代资本主义极权统治的虚伪本质，但是并没有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较之马克思“资本逻辑”批判，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还仅仅处于表层。当然，在批判过程中，阿多诺也试图从“音乐拜物教”、异化生产等方面展开，但这些都未能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不用说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为我们审视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思想提供了新路径。从本质上看，“资本逻辑”不但作为文化工业发展的内驱动力，迫使资本家贪婪追逐剩余价值，而且还作为其对立面将其彻底异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