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4)06-0008-08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的许多核心概念都深刻地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逻辑，如总体性、阶级意识、历史等，国内学界对此进行了许多深入的讨论。不过，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被学界所关注到的概念可能都不如“实践”概念来得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实践”概念是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运思的思想基础。然而，这一重要的“实践”概念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卢卡奇本人对其所提出的实践概念进行了自我批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卢卡奇说道：“我对书中的核心概念——实践——的理解，它遭到歪曲，并变得狭隘了。在这一问题上，我同样想把马克思作为出发点，企图把他的概念从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歪曲中解放出来，并使它们适应当前伟大革命高潮的需要。当时我首先确信的是：必须彻底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纯粹直观性质。因此，在这本书中，革命的实践概念表现为一种夸张的高调，与其说它符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莫若讲它更接近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①此外，国内学术界虽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卢卡奇对实践概念的这一阐述；然而，由于国内学者主要是从黑格尔的角度来解读实践概念，过于强调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来源，这就遮蔽了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来源，即费希特的行动哲学，尤其是严重忽视了费希特的行动概念与卢卡奇实践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而不能准确地把握住卢卡奇的思想特质。在德国古典哲学史上，费希特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带有悲剧性色彩的人物，他生在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前有康德、后有黑格尔，他们的耀眼光芒遮盖住了费希特的思想魅力，导致他对卢卡奇的影响没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受到应有重视，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展开分析。 一、自由与必然的矛盾：卢卡奇行动概念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 国内学界对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肯定卢卡奇实践概念的科学性，认为卢卡奇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卢卡奇的实践概念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科学表达。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无法清晰地界定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问题上的理论边界。第二种观点是批判卢卡奇的实践概念，认为它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具有理论的局限性，无法真正回到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一观点对我们深入理解卢卡奇的哲学思想具有启发意义。然而，这一观点由于仅局限于从黑格尔哲学的视角来解读卢卡奇思想，导致其分析不充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由于过于强调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来源，从而遮蔽了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来源，即费希特的行动哲学。 在外国学者当中，美国学者汤姆·洛克莫尔曾注意到了卢卡奇与费希特之间的关系。他在《马克思是一个费希特主义者吗？》指出，“在卢卡奇看来，费希特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他对主客体统一的论证表达得相当清楚，依照其论证，费希特将这种主客体的统一定位于精神能动，但事实上这种主客体的统一是由无产阶级的行动来实现的”②。不过，洛克莫尔把卢卡奇理解成费希特主义者，则是在另一个理论维度上走得太远了，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倒退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境域中，从而忽视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对德国古典哲学所产生的变革性，也忽视了恩格斯所指认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终结”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涉及了从什么角度来如何理解和把握卢卡奇的实践概念问题。 总的来说，国内外学界的这些理论观点，只是抓住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环节——或者是黑格尔，或者是费希特，而缺乏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之整体思想史线索对卢卡奇的实践概念进行全面的把握。在此，本文选取四个关键性的理论节点——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对该问题进行阐述。贯穿其中的核心问题则是康德哲学中所提出的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二律背反”的第三组命题中对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给予了系统的阐述。其正题是：“按照自然律的因果性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惟一因果性。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反题是：“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③也就是说，人在物自体领域拥有自由，而在现象界则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那么，面对自由与必然的冲突时，人的行动该呈现何种状态呢？ 康德认为，人的行动在现象界和物自体领域呈现为“两种实践”④状态。一是在现象界，人的行动是技术地实践活动。所以，人的行动是受到自然因果规律的制约，呈现机械的状态，人没有自由的行动。二是在物自体领域，人的行动是道德地实践活动。由于“道德地实践的各种规范完全建立在自由的概念上，完全排除来自自然方面的意志的规定，则构成了各种规范中的一种完全特殊的样式”⑤，所以人的行动不受必然规律的制约，是自由的、无条件的、应该的行动。也就是说，在物自体领域，对人的行动起规范作用的已经不是自然法则了，而是实践理性中普遍有效的、无条件的实践原理。人只有服从了实践理性中最高的绝对命令即“善良意志”，他的行动才能获得自由。因为“善良意志”是自由行动的价值源泉，与此同时，它也是主体先天所具有的。这就表明了，在实践领域一旦主体为自身立法，他的行动就遵从了自身的法则，那么主体行动就是自由的了，主体成为了自己的主宰者。由此可知，主体的自由行动来自主体内部，是由主体的意愿决定的，而不是外在的规定。上述两种实践活动，虽然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有自身的合理性，都具有说服力，但是却很难统一起来，正如卢卡奇所说，“康德在哲学上的伟大就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不是随心所欲地、独断主义地决定沿着哪个方向前进，从而掩盖问题的不可解决，而是坦率地、不折不扣地突出了问题的不可解决”⑥。由此可见，“二律背反是古典哲学的第一个高峰，是通向后来发展的出发点”⑦，也就是说，人很难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所以，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如何摆脱自由与必然的冲突问题成为康德之后的哲学家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