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柳笃恒(1877—1951)，中文名柳士廉，日本山形县人。早年曾随张裕钊的日本弟子宫岛大八及中国驻日本公使馆随员张浍(张裕钊之子)学习汉语及汉学①，后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长期执教早大。期间曾受校长大隈重信之邀兼任其秘书，负责处理中国方面事务。1913年2月又一度受大隈嘱托，担任袁世凯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的襄助员。②1914年4月大隈第二次组阁时，复受邀担任其秘书。③以后继续执教早大，直至1951年寿终正寝。著有《支那语助辞用法》(文求堂1902年)、《支那近世产业发达史》(东亚研究会1931年)、《极东外交史概观》(世界堂书店1938年)、《东亚外交史论》(世界堂书店1942年)等。中、日两国学界目前对此人尚乏专门研究，对其1913年6月离开中国返回日本前，为袁世凯收买充当密探一事，两国学界更是全然不知。④ 一、青柳接受秘密使命 青柳担任有贺长雄的襄助员只有短短数月。1913年3月初，他随同有贺到北京。6月，有贺初聘合同即将到期，青柳协助有贺与袁世凯方面签订了续聘合同，而他自己则向有贺提出辞职，并于7月初返回日本。⑤此段经历青柳在1918年1月手书的《略历》中曾提到过，但奇怪的是，《略历》写到1913年7月辞职，便没了下文，让人以为他此后不再与袁世凯政府有什么瓜葛。然而，新发现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青柳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叔度)的多封密函，却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青柳其实在辞职回国前，已暗中从袁世凯那里接受了“密旨”，从而由有贺长雄的襄助员，摇身一变而为袁总统的密探。或者可以说，青柳其实是因为从袁世凯那里接受了秘密任务，才向有贺长雄提出辞去襄助员职任的。 为了表达自己效忠于袁世凯的诚意，青柳于1913年6月22日写了一封长信给曾彝进，详细交待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并请曾彝进转禀袁世凯。这是青柳写给曾彝进的第一封密函，函首有“弟既过蒙大总统不弃知遇，必当一息尚存，此心不泯，以效犬马之劳也”等语，函末又有“今我大总统委弟以大事，惟有敢竭驽钝毙而后已耳”等语，明确透露了青柳已为袁世凯收买的信息。为防走漏消息，青柳在函中要求曾彝进“严守秘密，除我大总统与我兄及弟之外，一概不使别人知之……如有误而使人探知弟带如此密旨，则此事万万无从筹谋画策也。”⑥故而，连有贺长雄对青柳的动向也毫不知情。在后来发给曾彝进的密函中，青柳还不忘提醒曾彝进说：“有贺博士、阪西大佐(袁世凯的军事顾问——引者)等前，弟与贵处之关系，至今均都秘密，请兄留意，幸勿遗漏是要。”⑦ 青柳笃恒与袁世凯其实早在1905年春便有过接触。当时他与在早稻田担任学长的高田早苗来中国进行教育考察，曾专门去天津拜访过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⑧，袁世凯对他的汉语和汉学水平应留有些许印象。1913年春，青柳作为有贺长雄的助手再次来到中国，与袁世凯也算“旧雨重逢”，只不过此时的袁世凯已经贵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于收买日本人充当间谍是很重视的，据曾彝进讲：“在‘二十一条’未发生以前，项城叫我联络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当知识而怀才抑郁者，挥金与交。数年之间，经我手推荐了若干人。项城就中选定六、七人，最高有月给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给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买的日本间谍，其事极秘，除项城与我外，无第三人知之。”又说：“我因久已暗中为项城收买日本高等间谍，为日本使馆的注意人物。”⑨青柳虽非浪人，但应是曾彝进与袁世凯物色的高等密探之一，故青柳后来的密函均系发给曾彝进，再由曾彝进报告袁世凯及相关部门。袁世凯对青柳“通华语，解华文，娴华礼，谙华情”⑩，且与大隈重信关系密切，应很看重，这是他同意发展青柳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原因。而青柳则有些“受宠若惊”，立刻将自己的过往经历通过曾彝进报告袁世凯，以表达“输诚”之心。 青柳于1913年7月初返回日本。此后，他不时向曾彝进发回密函，报告他在东京等地的活动情况，以及所获情报。这些密函，现在大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计19件，均用汉文书写，本文统称之为“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以发函时间区分之。其中有2件是青柳在离京回国前写给曾彝进的，其一即上引1913年6月22日密函。回到日本后共发给曾彝进17件密函，持续时间超过半年，其中1913年10月有3件，11月有2件，12月有9件，1914年1、2、3月各有1件。17件中，有13件封皮依然保存完好。每函往往谈及多件事情，内容极为丰富。函中还夹带有其他一些文字，主要包括：一、青柳笃恒给袁世凯的日文密呈2份；二、革命党人范更新致早大校长大隈重信亲笔信1封，致孙文亲笔信1封，以及范更新名片1张；三、革命党人仇鳌致青柳笃恒明信1封；四、日本新闻剪报数十张。此外，连同密函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袁世凯方面的若干件相关资料。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民初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下，青柳笃恒作为一名日本人，其间谍活动并不仅限于提供日本方面对华情报，他还提供流亡到日本、与日本一些团体和个人保持密切关系的革命党人的情报，并通过其他方式暗中为袁世凯工作。其活动内容随局势发展而有变化，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暗中协助袁世凯的心腹孙宝琦、李盛铎及驻日代表汪大燮介入中国兴业会社组建商谈，破坏革命党与日本实业界的联系；二是刺探革命党人行踪及内幕，及时密报袁世凯，以破坏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三是搜集日本方面对华情报及朝野对袁世凯的各种看法，及时通报袁世凯；四是想方设法在日本制造舆论，进行有利于袁世凯的宣传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