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4)06-0005-13 中国近代轮船航运业的兴起，是在本国木船业衰落和外国在华轮船势力不断扩张的情况下得以出现和发展的。 长期在中国江海航线上承担客货运业务和人员往来的帆船业，鸦片战争后无法抵抗外来列强轮船的侵逼，很快出现了衰落。木船业的衰落需要替代物，这成为中国轮船航运业兴起的一个要因。而另一个要因，则是外国在华轮船势力的不断扩张。外国在华轮船航运业的扩张，赚取中国利润是重要动机，以之作为载体扩展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是更加重要的动机。光绪三十二年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的“轮船航路，表示商权伸张，一国利权之植立，而为开始”①的说法；《马关条约》后在日本开拓长江航路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白岩龙平的“贸易和殖民必然有待于交通运输线扩展伸张”②的说法，均可视为典型反映。 在木船业衰落和外国轮船航运业兴起的冲击和压迫下，中国自己的轮船航运业在历经种种磨难后终于得以诞生问世。本文是对近代中国轮船航运业诞生脉络进行的大致梳理。 一、木船业的衰落 (一)技术与权利处于劣势下的中国木船业 晚清时期，外国轮船进入中国后，相对于中国本土的木船而言，速度快，载货量大，受气候水流影响小，技术上占有很大优势。此外，外国轮船进入中国水域，还享有中国帆船难以获得的权利。外国轮船运货进入中国，只需在首次进关时缴纳货值百分之五的关税，如再运往中国其他港口，只需再交货值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即可自由航行中国其他港口，而中国帆船则需处处缴纳厘金。 技术和权利均处于完全劣势的后果，是中国传统木船运输业受到严重冲击。再加上咸丰八年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解除了外国轮船转运中国东北大豆和豆饼的禁令，中国帆船此前赖以维持生存的最后一点空间即货运专利也受到冲击。中英条约中还订明外轮具有吨税核减和出口优惠权利，这项规定，进一步扩大了中外船舶间生存竞争的差距，其后果是“中国大部分的沿海贸易从本地船转移到外国船的手里”，“因为外国船由于行驶迅捷，防范盗匪周备，可以保险和取费低廉等等原因，已经为人们所偏爱了。”③ 此后，中国木船业漕粮北上、豆石南下的传统运输业务也被外船侵蚀呈逐年衰落之象。 咸丰八年七月，两江总督何桂清奏称，今在天津所议条款，任外国轮船周游天下，无论何货，互相贸易，则我内地货物，听其在内地兴贩。垄断罔利，莫此为甚。譬如江苏一省，精华全在上海，而上海之素称富庶者，因有沙船南北贩运，逐十一之利。今听该夷将上海货物运至牛庄，各处货物运至上海，资本既大，又不患风波盗贼，货客无不乐从。而上海之商船船户，尽行失业，无需数月，凋敝立见。以此类推，胥见天下之利柄，尽归于该夷④。 事实确也如此，同治二年上海输入外国制品进口货物总值，达到白银8200万两之多，破了咸丰十年华北及长江各口开辟后的最高纪录，为咸丰十年上海进口货物总值4100万两的两倍。考其缘由，不外两点：一是从印度输入的鸦片较巨，占进口货值四分之一；二为受天津条约影响，沿海及长江各埠转口贸易继续发展，尤其是洋式船只速度较快，新关行政亦渐画一，商旅称便，趋之若鹜，“故土货多改由洋船，以期运输敏捷、苛税免除”⑤。 同治三年上海输入洋货，仅有小部分在当地销售，其余皆转运别处。四年情形虽复相同，然复出口之额，则增加更巨。其根本原因是因中国沿海及内河输送货物之工具，渐由本国帆船改为洋式轮船。再加上此前帆船运货不受海关节制，故其所载货量，难以统计。而归并轮船运输后，所有经运货额，一概列入海关统计，因而数量明显增多。再加同治三年洋船所运复出口货物，较诸往年尤多⑥。 同治三年九月初十日，江苏巡抚李鸿章上奏称，上海一隅之地，沿海居民多藉船业为生。自从西洋各国议准通商，上海一口最为繁盛，尤以沙卫各船群聚贸易，始得交易流通，商贾辐辏。若令内地商人均已乏本停歇，洋商亦岂能独获通商之利？惟沙船运销货物，向以豆饼、豆石为大宗，舍此无可贩运，是以和约内有外国船不准装运牛庄等处豆石一条，虽为沙船留一养命之源，实欲保全上海市面，为各国通商经久之计。可自从同治元年暂开豆禁，夹板洋船直赴牛庄等处装运豆石。北地货价因之昂贵，南省销路为其侵占。两载以来，沙船赀本亏折殆尽，富者变为赤贫，贫者绝无生理。现在停泊在港船只，不计其数，无力转运。若不及早挽回，则沙船停泊日久，船身朽坏，行驶维艰，业船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手十余万人，不能存活，必致散而为匪，肆行抢掠，商贾难安。 故而李鸿章在奏折中请求将登州、牛庄两处豆货查照前约，专归内地商船转运。他认为，似此量为变通之后，于华商生计可以稍留余地，而洋商互市也可永远相安⑦。同折中他又附片密奏，称江海关道丁日昌有看法，认为上海的沙船壅塞尚有十分值得忧虑的地方：即江浙两省漕米如果改归海运，依例应由沙船装载赴北，现在军务虽有头绪而河运一时难复旧章，东南漕粮必然依赖上海沙船起运。可现今沙船无赀贩买，停泊在港者以千百号计。内地船只以运动为灵，如果半年停泊不行将由朽而烂，一年不行即化有为无。将来无力重修，全归废弃，海运从何而办？此事非特上海商民市面以及捐税攸关，且于天庾正供大有窒碍，因而他担忧此事“长贻后患，何可胜言”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