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同光之际铁路问题的复杂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熊月之,男,1949年生,江苏淮阴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上海史。

原文出处:
历史教学

内容提要:

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中国官绅围绕是否修建铁路的问题争论不已。60年代主要是讨论如何防止列强插手的问题;70年代讨论的是在我国台湾海岛修建铁路;80年代中期讨论的是在中国内地修建铁路;80年代末,讨论的既有内地修建铁路问题,也有京师可否通行火车问题。赞成意见主要是方便货物、人员、信息流动,刺激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抗敌卫国;反对意见主要是所谓“资敌、扰民、夺民生计”。清末士大夫对铁路功能的认识已有差异,防止列强插手与筑路求富求强夹缠一起,当权者之间的政争因素又掺杂进来,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


期刊代号:K3
分类名称:中国近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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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03-11

       一、有识之士对铁路的认知

       铁路和火车是近代工业革命的产物。1825年9月27日,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建成通车,它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化,并很快风靡西方各国,法、美、德、俄等国家纷纷掀起修建铁路的高潮。人类交通从此进入铁路火车时代。

       中文读物中,最早介绍铁路和火车的,是1835年7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所载《火蒸车》一文。文中以对话的方式,介绍了火车的工作原理及运行特点,突出其速度飞快,载重量大,不畏山水阻隔,运行平稳。①1840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所作《贸易通志》中,也介绍了火车的工作原理、运载能力,称火车运货速度快,能力大,以一匹马之力能成六匹马之工,火车无马无驴,能够如若插翼飞驰。②

       鸦片战争以后,关心世界知识的林则徐、魏源、梁廷枬、徐继畬、洪仁玕等人,都关注到铁路和火车。魏源编《海国图志》,摘录了郭实腊《贸易通志》中关于火车的介绍。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建议在中国二十一省建造二十一条铁路,以为全国之脉格。③尽管洪秀全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而且太平天国也没有条件采纳这些建议,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还是相当明显的。

       中国早期游历或出使西方的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谈到对铁路和火车的观感。随赫德游历西方的斌椿描述:

       车厢内坐男女多寡不等,每间大窗六扇,启闭随人。车厢油饰鲜明,茵褥厚软。……摇铃三次,车始行。初犹缓缓,数武后即如奔马不可遏。车外屋舍、树木、山岗、阡陌,皆疾驰而过,不可逼视。

       多次随使欧洲的张德彝详细地记述了火车运行的原理与各种具体知识,称火轮车形如平台,每辆长二丈许,铁轮铁轴;车厢分头、二、三、四等,箱内设备各异,票价不一;每列有五六十辆不等,咸以铁环联之;车行多直道,其平如砥,遇山穿洞,遇水架桥。“车之速者日行五千余里,平时则日行二三千里而已。”④

       曾出使数国的郭嵩焘称:

       来此数月,实见火轮车之便利,三四百里往返仅及半日,其地士绅力以中国宜修造火轮车相就劝勉,且谓英国富强实基于此。⑤

       1859年游历欧洲的郭连成描述最为生动:

       火轮车者,太西各国以之运货物、载客商者也,前十余年始有此制。余初登岸时,遥见房屋齐整,连络不绝,俱有玻璃门户,初以为此处之街市也。及近之,则见下有铁轨、铁轮,始知其为火轮车焉。稍焉,烟飞轮动,远胜于飞,恍在云雾中,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火车已过万重山。虽木牛流马之奇、追风赤兔之迅,亦不可同年而语矣。⑥

       同光之际,鼓吹学习西方的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都述及铁路问题。

       王韬是铁路建设的热情鼓吹者,曾在多篇文章中述及铁路建设。他说,中国南北道阻,货物转运困难,如果修筑铁路,则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

       不独利商,并且利国。凡文移之往来,机事之传递,不捷而速,化驰若神,遏乱民,御外侮,无不恃此焉。⑦

       他指出,电报与铁路,西国以为至要之图,利国利民,莫可胜言,而中国以为不急之务,且以为中国断不能行,亦断不可行:

       或谓愚民惑于风水之说,强欲开辟,必致纷然不靖,是以利民者扰民也,此不宜者一也。或谓轮车之路,凿山开道,遇水填河,高者平,卑者增,其费浩繁,将何从措,即使竭蹶而为之,徒足以病民而害国,此不宜者二也。

       呜呼!是殆中国未之行耳,中国之民未之见耳。设使由少以成多,由近以及远,暂行试办,安见其必多窒碍乎?

       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国家于有事之时,运饷糈,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⑧

       郑观应在1880年以前写成的《论火车》中,极言火车的益处。他转述西人论铁路建设之五利,即运费盈余可助国用;有利于调兵运饷;有利于运载矿藏;有利于商品运输,互通有无;有利于文书传递,裁撤驿站。他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的国家,尤应赶快建造铁路。⑨他列举欧美各国通过兴建火车铁路获得巨大利益的情况,结合中国的实际,指出:“总之,车路之设,有备无患,有益无损。在中国今日断不能置为缓图矣。”⑩

       1880年以后,随着中国铁路建设的进展,朝野关于铁路问题的争论不断,郑观应也在不断修改、充实、完善他对铁路的论述,在《盛世危言》不同版本中均有所反映。他在1892年以前完成的《盛世危言》五卷本中,将铁路之利由先前的五利扩展为十利。所谓十利,除了前面已经述及的五利,还有:有利于国家对全国的控制管理,官吏不敢逾法;有利于全国联为一气,脉络贯通,国势为之一振;有利于开通风气,对于那些鄙夷洋务的士大夫会有影响;有利于漕粮运输,能节省漕运经费;有利于各省所解京师饷粮的安全。他说:“有十利而无一害,复何惮而不行哉?”(11)针对所谓铁路开通将夺民生计、毁坏庐舍坟墓的说法,他指出:

       不知铁路之旁,其左右歧路,人马皆能行走,火车所运货物应于某处卸载者,仍须车马接运,且物产之流通益广,则人夫之生计益增,何害之有?铁路遇山巅水曲均须绕越,架空凿洞亦可驶行,庐舍坟墓亦犹是也,何害之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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