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82-09 中国走向一战的过程，基本上可以表述为从中立到参战。各种复杂形势下的国内政争及外交方针都是在这两种情势下展开的。学界现有研究认为：北京政府认识到，在中立的情形下，只有参加战后和会，才有可能维护中国利益，收回被日本侵夺的山东权益。虽然对参战之争已经有了相当精深的研究，并对争取参加战后和会一事时有涉及，但对中立时期北京政府为参会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仍然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由于材料的缺乏，即使对于参会外交的一些史实亦缺乏必要的了解。①对中国而言，参战并非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参会，如果忽略了这一目的，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参会外交的重要性。 事实上，我们所了解较多的是参战以后的事情，其中包括中国如何在巴黎和会上力争收回山东的外交活动，而在参战以前，民国外交部曾为如何加入大会作过细致而认真的努力，这部分外交活动，一直曾被遗忘。本文试图从外交决策过程出发，围绕参会决策的实施，主要梳理驻外使领与外交部之间的外交活动。如何寻求在不参战的情形下，而达到加入和会的目的，是本文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参考的主要是一线外交人员的建议。 一、参会之初议 欧战爆发后，为避免战火延及中国境内，袁世凯于1914年8月6日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于此次欧洲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②几乎同时，北京政府又提出限制战区的设想，并希望美、日政府出面“限制战区，保全东方。劝告交战各国，勿及远东”。③但此举遭致日本反对，未能成功。④日本很快参加战团，出兵山东。山东问题成为当时中国外交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核心当是设法收回被日本侵占的青岛、胶济铁路及相应的权益。能达到此目的的最佳外交途径，莫过于参加战后和会，于会上伸张自身的权利及主张。为了获得参会资格，一是参加战团，成为交战国；二是出面调停，以调停国的身份得以参加和会。在参战之议屡被否决的情形下，出面调停，以调停者的身份获得参会资格成为现实选择。正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北京政府一方面另谋参战的可能，另一方面寻找一条可以参加和会的第二条道路。 目前所见到的材料，驻美公使夏偕复是较早提出中立参会的人。1914年8月5日，夏偕复建议外交部请大总统出面，致电德、奥、俄、法、英等国，做出调处姿态。夏认为，如此行为，中国可以获得三项利益：一是使中国在列强中占一位置；二是战事停止时，中国可以调解人的资格出席战后会议，以图保全中国无限权利；三是以调解为第一步办法，如调解无效，再以缩小战区为议。⑤梁士诒是另一个较早提出参加战后和会的人，但梁的办法是通过参战获得参会资格，这一点与夏偕复不同。1914年8月中旬，梁士诒与袁世凯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此次谈话中，梁提出“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于国家前途深有裨补”。⑥虽然参战问题因国内、国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实现，但参加和会的构想，一直未曾中断。1914年8、9月间，北京政府内部已经有了详细的研究报告，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参加战后和会的可能及利弊，该报告的名称为《媾和大会论》。由于报告所预设的前提是中国不参战、美国、日本亦不参战，藉此可以推定，该报告的出台的最晚时间应在1914年8月23日之前。⑦另外一条时间线索是，报告对美国调停亦不看好，而中国出面邀请美国调停当在1914年8、9月间。报告就欧洲一个世纪以来的历次议和大会展开探讨，认为此次战争结束后的会议，其种类当为万国公会，所讨论的议题都是关于某国灭亡、领土割让、二国合并等重大事项。⑧报告认为，近代以来，仅有三次此类型的会议：即1815年维也纳会议、1856年巴黎会议及1878年柏林会议，这三次会议都是战争的结果。该报告将参会国分为直接关系国和间接关系国。虽然间接关系国可以参会，但其影响有限。中国是和会的间接关系国。报告总结三次万国公会后指出：“间接关系国欲行其志，不可不依赖直接关系诸国中之一国或数国，借其力以成事”。从战略而言，中国须与协约国接近，以便借力达成中国的目的，“为中国谋，应宜与三国协商亲善，借其联合之力，以行中国之意志”。⑨ 与一般认识不同，报告并不看好中国所倚重的美国调停。虽然美国作为此次战争“未与战事惟一无二之强国，与柏林公会时德意志同”，但居间调停“亦未可必然，此事成功甚难”：一是美国向来奉行不干涉主义；二是美国没有调停的强制力，如同柏林会议时德国的身份；三是外交非美国强项，难以说服欧洲各国。报告显然对当时出现的联合美国调停一事并不看好。⑩ 1914年12月12日，政事堂交给外交部一份关于参加和会问题的说帖，分析中国加入战后和会的必要性。说帖引用日俄战后故事，对于加入和会事有清醒认识，“虽然我之利，彼之不利也；我所欲，彼必多方阻挠，使我不能达到目的，故日俄战后开议和会于美境，我欲加入而未果”。由于中国未能加入议和，“日人先与战败之俄交涉，得所欲，乃再与势力悬殊之中国交涉，其得美满之效果也”。中国欲加入战后大会，目的在于“勿蹈南满之覆辙”。山东问题显然是关注的焦点，而解决山东问题，“最忌由中日两国单独交涉”，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是“由国际议和大会公共解决”，说帖强调，此解决思路已经送交钧座(当为袁世凯)参考。(11) 在外交部的参会筹划中，甚至出现了更为明确的执行计划。夏诒霆就对中国参会计划进行了更为明确的阶段划分，他将中国参会分为三个时期，“故为我国计：目前应设法加入，为筹备之第一时期。加入以后之各项提议，为第二时期。不能加入之后，最后之对付，为筹备之第三时期”。作为加入大会筹备的第一个时期，中国需要做三件事：一是联络中立国调停战事，以设法加入；二是离间联军各国，使其互相嫉妒，以设法加入；三是商允德国，倡议邀我列会，以设法加入。(12) 经过前期的初步讨论，北京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主动外交应对措施，联络各国，为加入大会做初步准备。12月14日，外交部致电驻美公使夏偕复：“青岛胶济铁路及鲁省中立问题，非待欧战告终，加入议和大会解决，恐无公允结果。我为青岛地主，是有密切关系，理应加入大会”，为了防止别国从中阻拦，“已密函驻欧各使，先期密筹加入事宜”。(13)此电已经将参会原因及困难明白讲出。该电表明，外交部在中国不能参战情形下，对如何实现参会意图，已经有了明确的思路。此时外交部的参会策略是：以调停身份出席会议，使反对者亦无所藉口，“倘我国能以和解调处资格入会，反对者当无所施其技”。(14)刘式训欧洲之行，即是在此种背景之下出现的。 二、外交部关于中立身份下参会的第一次赴欧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