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奉天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在查阅当地档案和《盛京时报》等文献资料中发现，商会成立后，在维护商业秩序、参与城市公共事务以及发展实业抵制日俄政治经济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日俄战后，由于日俄两国经济侵略势力的强大，并且在1931年后的14年里，奉天省又为日本的殖民地，使得商会参与的奉天民族早期现代化运动被遮蔽。再加上人们对近代东北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错误认识，即此间城市化是日本殖民者搞的，其从属于区域殖民化，因此造成对奉天省商会研究的滞后，研究成果不多。①鉴于此，本文以相关档案、报刊、文献资料为基础，从社会史的视角，就清末民初商会在奉天的社会经济活动，详述其事，略论其理。 一、政府主导：奉省商会成立的历史背景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密切配合通常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助推因素。清末民初，奉天政府面对当时的现实环境而组织成立商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奉天作为日俄战后清政府推行新政的首发区，商会的成立首先得益于官方的劝办和支持。 与内地其他省市相同，奉天省商会的成立也是官方劝办起了主导作用，所不同的是，奉省商会受政府影响更深，它省的商会经费往往由商户自筹，而奉省是“由官先行拨发”，商董也是官商一体，即“花翎保送知府孙百斛为总理，监生梁维康为协理”，②皆系久营商业，熟悉商情。然后由商部刻发关防，加札委用。 这主要基于日俄战后奉天政局。日俄战后，奉天地方几经战争蹂躏，疮演满目，百废待举，“不特为日本，且为欧美各国所注目的市场”。③为收拾战争残局，维护国家权力和民族利益，在日俄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赵尔巽出任盛京将军。赵尔巽一到任，首先进行行政改革，重建奉天地方政治秩序，以此为基础推行新政。在推行新政过程中，鉴于“奉省幅员广博，土产素饶，惟自兵卒频仍，元气凋敝，善后之策未便缓图。”而“欲保利权，须先从商务入手，欲兴商务又须从商会入手”。④此外，其他地区如天津、上海、汉口等率先成立商会，这使其地商人受益匪浅。同时，成立商会可把大中小商户结合在一起，改变以往商情涣散的状况，使商业进入一个有序的发展状态，还可以通过自身实力的增强，与列强讨价还价，挽回一些可能丧失的主权。为此，1906年赵尔巽“奏请设立商务局”，并于奉天设商务总会一所。⑤“并派员分赴各属劝办商会”。数月间奉天省成立商会“五十余处”，⑥为东北商会数量最多的省份。⑦ 其次，减少或缓解日俄战后列强对奉天的商业压力。 东北地处边陲，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成为日俄两国争夺的目标。自1850年代起，中国东北边疆先是黑龙江流域，接着是乌苏里江流域不断受到俄国的军事侵略威胁，迫使清政府与之订立了一系列的侵害中国主权的双边条约，使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界线逐渐内缩。但此间，东北地区形势还相对稳定。迄至日俄战后，一方面日俄两国平分东北，都无力再你争我斗；另一方面，即使双方有力再战，英美等国“其窥伺满洲商务处心积虑非一日矣”。⑧为免英美等收渔人之利，日俄两国以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为动脉，“以期在经济上占优势，每年输入满洲之货各约二千万卢布”，⑨俨然有行将独占东北市场的野心与趋势。同时，还有计划的与华商作不断的竞争。如大连、旅顺各埠及南满路沿线一带，“外人营业日多，华商势力日薄，虽间有公益会所，尚无正式商务机关，遂致商情散漫，辄受外人操制”，⑩只能诉诸地方官府及商务局。因受日俄等战争影响，当时无商法可循，主要官吏中，熟商务而通商情者甚少，绝大多数只是“以抑商为主，或且以肥己为心”，故“商务之中一涉官场，必多窒碍”。(11)由此可见，“商会之设实为要务”。(12)徐世昌等东北地方官僚也认为“必须提倡商会”。(13)此为“商界治本之本，多一分提倡，即受一分利益”，商会之设还可使“隔者通之，散者合之”，而商家制订了整齐划一的规定后，政府才能够“可以尽其保护”。(14) 第三，推动奉天地区城市近代化的实际需要。 在东北商业史上，交通的发达，实居最重要的地位，商业大都会以都市为中心。其中，商业最繁盛最重要的首推奉天。但奉天虽为东北商业最繁盛最重要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以及受日俄等战争等影响，虽交通便利，仅是政治的或军事的活动而已。再加上清末民初，政权频繁更迭，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政府部门入不敷出。奉天地方政治统治亦因此弱化和失控，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政府已无法控制。而商会的成立，则可作为政府与商人直接联系的纽带、中介，进而达到控制、指导地方的目的。同时，在政府征收不力的情况下，由商会通过集中资金为政府做应做之事，如进行市政建设，对警察、消防卫生事业的管理、代征税等，这不但可以促进商业的发达，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依仗商会雄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以及特殊的地位，同铁路附属地展开对抗，达到抑制铁路附属地疯狂扩张，进而带动奉天省实现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二、在商言商：商会与地方商业秩序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