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近代化的研究，一直是城市史和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点。在近代北京城诸多方面的转变中，由新式学校取代传统书院、私塾，并在城市内得到广泛建设，是关乎城市空间改造和公共事业建设的重要方面，也是近代城市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伴随清末时局的转变，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的传统教育体系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兴实务、育人才”的时代号召下，兴办新式学校成为改良的必然趋势。公共事业建设需要相应的空间与土地，而清末的北京城是在历代规划建设基础上延续的一座城市，传统建筑占据了其内部大部分的空间，特别是内城部分居民稠密、建筑众多，几乎达到“空间饱和”的状态。与此同时，北京城又是一个职能空间的集合体，伴随城市的近代发展，一些传统的城市功能逐渐衰弱，与其对应的空间成为了新式建设首先替代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整个城市职能空间演替的过程。在新学建设中，除就地改造旧式学校和寻找空地新建校舍外，对传统空间的改造也成为建设中的重要途径，具体来讲，包括朝廷划拨废弃府邸、衙署等官产给学校使用，社会团体依会馆、祠堂等公产开办学校以及学校自行租赁、购买民房私产等多种形式。寺庙作为一种地方公共财产和城市公共空间，其与教育的联系由来已久，除旧式私塾常借寺庙地方设立外，京城寺庙还是贡生举子进京下榻的场所。清末改良开始后，寺庙的信仰功能逐渐削弱，戊戌变法中兴起的庙产兴学运动，正式提出将寺庙改办为新式学堂。 庙产兴学是指近代以民间祠庙为基础改建新式学堂的空间改造活动，这一活动始自清末，伴随学校建设一直延续到整个民国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外学者陆续对庙产兴学进行了研究。论著方面，庙产兴学常作为佛教史研究中的部分章节，一般从全国角度对其发展进行梳理，侧重讨论宗教界的应对及宗教近代化问题，黄运喜《中国佛教近代法难研究》是此类研究的代表①。左芙蓉《民国北京宗教社团——文献、历史与影响》以北京城为着眼点，在部分章节中讨论了佛教回应庙产兴学的情况，是少有的关于北京庙产兴学的研究成果，但叙述上稍显简单②。对庙产兴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另一类成果是学位论文，这些研究跳出佛教史框架，更多地关注兴学背景下的社会问题，主要从建设(兴学)与破坏(纠纷)角度研究，且较多集中在后一方面，如徐跃对四川省庙产兴学的研究、郑弘岳从冲突社会学视角对庙产兴学的考察等等③。期刊论文方面，成果众多，关注角度各异，较具代表性的如徐跃就庙产兴学的政策演变、四川庙产兴学中的僧俗纠纷、砍伐庙树个案进行的研究④。欧阳楠、张伟然以近代教育发展较早的江南地区为例，运用历史地理方法，整理分析了1898～1949年间苏南、浙北、上海等地区14个府州厅范围内上千所庙产学校建设的时空特征以及成因机制⑤。除上述关于庙产兴学的直接研究外，还有一些以寺庙作为考察中心的巨著，这些研究注重探讨寺庙与传统文化、城市生活的关系，在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方面较之庙产兴学专题研究有很大提高。韩书瑞(Susan Naquin)《Peking: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以明清北京城内寺庙作为考察对象，将寺庙视为国家、家庭之外的公共空间，认为寺庙的可达性使各种人群汇聚其间，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并发展出丰富的社会生活，此种社会空间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清代满汉分割空间秩序的抵抗⑥。赵世瑜指出，寺庙是大众宗教这一文化形式的空间载体，在传统聚落和社区中常常占据中心位置并构成区域性的信仰中心。寺庙与市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传统文化和民间社会文化的综合体现⑦。上述各项研究将寺庙这一实体空间的发展置于与社会文化联系的视角当中，从变化的时间观念下考察其发展转变，对宗教空间在不同时期意义的挖掘更为深入，为本文从更深层次上看待庙产兴学的转变提供了启示。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法国远东学院吕敏教授主持的中法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及其出版的《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通过实地调研与勘察，搜集了北京内城上百处寺庙的碑刻信息，记录其在近代的发展转变历史，对这一成果的借鉴为本文系统总结清末庙产兴学改造成果、审视其空间意义提供了重要基础⑧。 本文改变以往庙产兴学研究关注纠纷和破坏的研究视角，拟从兴学的正面出发，运用历史地理方法，对北京城庙产学堂的建设与改造情况进行复原，并对寺庙改办学校这一过程对城市文化的影响作深入探讨。 一 庙产兴学的空间基础与背景 1.清代北京城内寺庙的存在状况 寺庙在清代北京城中占据重要的空间地位，其数量众多，分布广泛，拥有丰富的庙产，为日后参与兴学奠定了空间和物质上的基础。清代北京城内寺庙主要在元明两代基础上继承发展而来。关于清代北京城中寺庙的数量，据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绘成的《乾隆京城全图》统计，内外城庙宇共约1207处，“差不多每条主要街道和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⑨。清代敕建寺庙数量减少，主要集中在皇城东西两侧，民间私建民庙增多，并呈现零碎化的分布趋势。总体来讲，内城北部、西部和南城是清代寺庙集中分布地带，内城庙宇比较集中的地段为“城市边缘、大面积水域周边以及城中非衙署、王府等建筑两侧”。外城东部多商业行会修建的庙宇，“西部则很大程度上沿袭前代的庙址”⑩。京城寺庙面积一般在数亩以上，所属房屋从几间到几十间不等，有些大庙拥有上百间房产及庙田庙地等。 京城寺庙承担着多样化的社会功能，清末寺庙世俗化特征的加强使其与城市公共生活产生更多的联系。寺庙是城市市民生活的信仰中心，虽无法严格划分寺庙信众分布的空间界线，但依影响范围不同，可将京城寺庙划分为全市型、区域型、社区型等类别。以城隍庙为例，作为城市守护神的空间载体，北京城中内城、外城及附郭之宛平、大兴建有多处城隍庙，形成区域范围的信仰空间(11)。位于内城西部成方街的都城隍庙自元代兴建起经明、清沿用，至改良前一直是全市范围的信仰中心(12)。清代北京城私修小庙数量增加，“当街庙”形成广泛分布的社区型信仰，“它们或依某条胡同合街公建，或为某一行业所修用来崇祀行业神和处理行业事务，庙宇的实用性被提到首位”(13)。除作为宗教机构外，寺庙还兼具集市(庙会)、会所、赈济机构、旅馆等多种社会功能，大量建筑使其具有了承担其他功能的可能，如外城龙泉寺有地55亩，房235间，是京城著名的宴游胜地(14)。一些寺庙以多余房屋从事停宿、旅榇等活动，据《朝市丛载》记载，清北京城内约有31座寺庙兼有旅店功能(15)。清代设有大量义塾、散馆作为民间教育的载体，寺庙为其提供了空间上的支持。诚如赵世瑜所言：“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寺庙则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寺庙与民众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往往是现在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