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4)06-0005-05 进入21世纪，网络以其数字化、信息化的存在和运行方式形塑了一个跨边界通讯的新时代，为来自不同国家、地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成为人们的“第二生存空间”或“第二生存环境”。但是，“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1]，网络也不例外，它在加速各民族、国家的文化交往和碰撞，给人们提供多样化文化体验的同时，其异化现象也从隐到显，由小到大，使得国家认同危机日益凸显出来。大学生是网络异化的“易感人群”，因此，分析网络异化背景下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新困顿，提出消解网络异化的相应对策，从而为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提供有效途径，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研究的新课题。 一、网络异化的概念诠释 “异化”一词，出自拉丁文alienatio，具有“让渡、转让、疏远、分离、精神错乱”之意，其概念最早源于柏拉图关于自然界是理念世界不完善的摹本的观念，此后经历了新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的神学异化、近代启蒙时期卢梭的契约异化和19世纪黑格尔的精神异化。而马克思则在扬弃黑格尔精神异化的同时，赋予“异化”以新的内容：劳动异化，即人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2]到了20世纪初，由于各种批判思潮的涌现，“异化”概念被运用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中，其含义进一步泛化，主要指主体的产物——科学技术成为异己的力量，反过来与主体对立，控制主体甚至敌视主体。 20世纪后期，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异化概念开始侵入到作为现代科学发展的高技术的网络世界中，并伴着网络自身优势功能的巨大发挥而潜移默化地展开。就网络异化而言，它是指由网络技术带来的人的异化，即人创造、使用的网络技术，在一定条件下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反客为主，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来支配人、奴役人，从而使人成为了网络技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不断地被网络技术所统治。 一般来说，网络异化可以从个体生存和社会伦理两个维度来理解。[3]就个体的生存而言，网络异化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表现为主体自身理性的被控制。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无疑是人的理性与智慧的结晶，然而，当网络技术成为人们获取资源的必不可少的渠道时，人却开始面临着主体理性被控制的危险，其结果就是“人的思维最终只会思考计算机能够接收和处理的东西，或者根据计算机的请求思考……思维自身将变成虚拟的实在，合成影像或文字处理自动输入的等同物”。[4]其次，表现为主体自身非理性地被剥离。马斯洛认为，人的基本生理和安全的需要满足以后，就要寻求爱与归属的需要。可是，在网络世界里，由于人与人的关系直接被人与网的关系所代替，人与人之间的面对面的交往机会大为减少，“电脑使我们彼此孤立，而不是将我们联系在一起”。[5]这就使得人们在敲击键盘、移动鼠标营造自我虚拟的交往空间时，淡化了真实而淳朴的情感以致遗失了本我生存的意义，从而造成技术统治下冷冰冰的非人化倾向。 就社会的伦理而言，网络异化主要表现为网络主体间伦理道德的危机。“由于网络空间只是一种思想与意义的集合体，其形成是由行为者自愿参与和彼此认同构成的，而它的组织形式又灵活多样，不受任何现实物理空间的道德规范的限制”[6]，因此，在网络世界里道德相对主义盛行、道德冲突和失范现象严重，“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7]与此同时，由道德危机引发的网络无政府主义也开始泛滥，如美国电子边疆基金会发起人巴楼就宣称：“我们正在建构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空间，与你们试图强加给我们的各种专制体制将截然不同。你们既不享有管制我们的道德权力，也没有任何使我们感到害怕的强制性手段。”[8]在这种境域中，网络已不再是人类的数字化乐园，而是异化为社会极端主义的温床。 二、网络异化：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新困顿 国家认同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学领域。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那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9]，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基于对共同的历史传统、道德价值规范以及无数集体记忆的分享而形成的对国家的身份感和归属感，它是维系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看，国家认同的形成通常是学校及社会机构借助于大众传媒对国民进行认同教育的结果。通过国家认同教育，可以使国民形成共同的政治价值理念，自觉克服文化多样性对政治认同的离心力，有效培养国民对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归属感。 大学是社会的精神堡垒，也是各种思想的集散地，主体大学生有着特殊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辨别力，是一个颇为宏大和不甘寂寞的热血群体。“大学生把自己看作‘新兴的精英’，注定要拥有权力，并且即使在学生时代就有责任练习实施自己的政治权力。”[10]这些都决定了大学理应成为国家认同教育的主阵地，而大学生是国家认同教育的主要对象。但是，随着网络作为新兴的“第四媒介”在高校的迅速崛起，大学生的现代感知与媒介体验遭到了极大的改变。凭借其特有的传播特性，网络在塑造大学生对民族国家以及从未谋面的群体其他成员身份认同的同时，其异化现象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导致一些大学生对国家的认同离散化，这是其给教育带来的新困境。 (一)同质化与碎片化共生：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遭遇的内在悖理 在网络中，信息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后能够进行瞬时传播，并且无处不在、无处不及，处于一种无边界的场域中。网络的这种无界性形成的时空压缩，使“在场”和“缺场”同时存在，这样，大学生的人际交往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了世界性和全球性交往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急驰、奔走或迁移，在电脑屏幕上捕获和编辑来自地球另一边的信息。”[11]本来，网络的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可以为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一个新的活动场域，但地理边界的消退彻底扭转了大学生传统意义上的本质认同观或自然认同观，进而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构成新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