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更被视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之所在,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新支撑和新引擎。对于我国城镇化的核心内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其明确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在具体推行过程中,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开发视为城镇化首要的政策手段和工具的这种做法,遭到了普遍的质疑。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首先要处理好产业发展、就业吸纳和人口集聚的关系(国务院发展中心和世界银行,2014),单纯依靠地产开发而没有产业集聚和工业化来支撑的城镇化难以为继(马凯,2012;辜胜阻、刘江日,2012)。但目前,就产业发展和城镇化的关系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是否不论什么样的产业发展或集聚都可以支撑城镇化?也就是说,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是否相同?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城镇化进程中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劳动力的流动。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许多相悖的现象或问题:既出现了交通拥堵、雾霾天气、高房价等“城市病”与“逃离北上广”等问题,也出现了“再回北上广”与劳动力就业或择业时将一线大城市作为优先选择等现象;既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与“民工荒”现象,也出现“自然村渐逝”①或农村空心化问题。这些都同时凸现于现阶段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到底是正常现象还是中国悖论?这在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但尚未有充足的理论解释和学理支撑,特别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探讨的并不多。 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以及进而产生的城镇化现象,无一不涉及要素的空间区位和资源配置问题,而这正是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因此,本文将在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基于异质性要素(企业和劳动力)和劳动力知识溢出的基本假设,建立企业市场进入和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均衡区位模型。基于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没有高生产率或高技术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不可行的。本文还发现,现阶段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流动出现的“中国悖论”并不成立,这是转型经济体在城镇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本文的研究,将异质性要素和异质性城市统一到空间经济学框架,既为城市空间内要素流动与资源配置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拓展的分析框架,其研究结论更可以用于指导我国城镇化具体实践,为真正实施“人的城镇化”提供学理支撑和依据。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数值模拟,第五部分是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反事实与比较分析,最后是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如果不了解城市,是不可能了解经济活动的(Rosenthal and Strange,2008)。不同于一般的地区和国家层面,新近大量文献发现城市层面的经济活动特别是要素的流动,更具特殊性。一个例子可以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城市规模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这在其他层面是不具备或不显著的。因此,基于城市视角对经济活动规律的研究成为了新近的主流视角。而城市间劳动力的流动或迁移(约翰·奈特、邓曲恒、李实,2011;高波、陈健、邹琳华,2012;Ortega and Peri,2012)是这一主流视角的研究热点。 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聚,大量劳动力集聚于大城市。在住房昂贵、高生活成本与工作压力、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快节奏等背景下,劳动力为何仍会选择于大城市集聚,主流经济学文献主要归结于:(1)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实证检验发现,劳动力集聚在都市区确实会提高工资(Rosenthal and Strange,2008;Behrens et al.,2010)。这种工资溢价导致的收入差距会促使劳动力集聚在大城市(Ortega and Peri,2012;Baum-Snow and Pavan,2012;孙三百、黄薇、洪俊杰,2012)。(2)城市劳动力池与就业机会。大城市中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多,也可以增加劳动力职位匹配和被猎头获知机会(Strange et al.,2006;Anderson et al.,2007),进而降低失业风险(Almazan et al.,2007;Overman and Puga,2010)。(3)劳动力技能提升。大城市中劳动力可以基于更多的正式或非正式沟通渠道进行沟通和学习,通过“干中学”和知识溢出提高技能(赵伟、李芬,2007;Overman and Puga,2010;Fu and Gabriel,2012),这进而会增加大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4)机会与未来预期。尽管存在诸多“城市病”,但大城市潜在的机会、机遇,使得劳动力特别是高技能劳动力对未来充满预期而留在大城市(Di Addario,2011;Bleakley and Jeffrey,2012)。(5)交通网络便利与文化娱乐基础设施齐全。大城市的交通便利,生活设施齐全,有更多电影院、文化馆、健身房等场所,可以增加消费者的舒适性(Glaeser et al.,2008;Albouy,2008;Boustan,2013)。也有学者从气候舒适性(Albouy et al.,2012)和消费经济性(Waldfogel,2010)等角度解释了劳动力为何集聚在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