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后,西方学术界有关“青年公民参与”的研究大多呈现一种新的气象,多数学者不再停留在以往批判青年“政治冷漠”的研究套路,他们更愿意结合新的时代背景、公民文化和技术发展等种种因素,被称作Y世代青年[1],也就是年龄在18~35岁的青年群体[2],为他们对于社会公共问题商议和解决过程中积极参与的能动性正名,对他们以各种方式建构社会身份的主动性给予鼓励和支持。大批学者在不断实践和摸索的过程中,逐渐归纳出一套关于青年的公民参与理论,厘清了以往“政治参与”和“公民参与”间混沌的局面,且结合社会和媒介环境的转型重新思考“政治”、“参与”、“公民身份”等概念。如果说上个十年对青年参与的评价是寒冬腊月,那么该领域在数字信息时期的研究已走进暖春。有学者指出,关于中国互联网政治影响的研究在国际传播学界已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但本土基础理论的匮乏,要么是研究理论背景全无,要么造就西方理论垄断之势。选用西方理论作为国内相关研究的背景铺陈时,须结合研究对象自身以及所处的情境等综合因素[3],须清晰地勾画研究选域和范围。本文先对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进行概述和相应分析,再从理论滋生环境、青年参与文化以及媒介生态三个方面分析论述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相关研究的情境及应注意的问题。 一、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的视角转换 青年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冷漠”最具代表性的一群[4],他们不是逃避与切身利益无关的政治新闻,就是沉溺于日渐娱乐化且暗含消费主义性质的信息洪流中不可自拔,青年社会政治参与的低迷一度被西方学者视为民主化社会的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的持续深入、数字信息社会的崛起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众多学者开始审时度势,结合实际社会现状,重新评价当代青年的社会参与实践,重新诠释“政治”、“参与”等概念在后现代社会和网络社会的定义。彼特·道格兰(Peter Dahlgren)认为,“参与”概念的关键特征是与政治因素和媒介环境相关联的。以往对“公民参与”的定义局限于与政治绝缘的志愿及社区活动,随着“新兴媒体”、“自媒体”或融合媒介时代的持续发展,“公民”(civic)有了更多“公共”(public)的内涵,“政治”一词须更多地置于社会领域去理解,也就是说,新的历史和媒介环境下的政治不应局限于传统党派政治的桎梏,与人们私人领域相关的环境、能源、食品、社会公平和社会安全等系列公共议题都潜移默化地具备了政治属性,一个扩大的政治概念需要得到关注。与此同时,基于这些议题,从人们多种生活形态中滋生的现代参与实践常被许多学者冠以性质相同但形式各异的称谓:“生活化政治”、“亚政治”、“新政治”、“DIY政治”等。对于社会和媒介环境的深入思考以及相关概念的重新审视,使各界将积极和鼓励的目光凝聚在被视为国家脊梁的当代青年族群身上,赋予他们在全新社会形态中主动构建自身身份的正当性和能动性,激发Y世代群体参与社会和政治议题讨论的热情,以及肯定他们为构建“善治”社会和推进民主化进程所做出的持续努力。 二、理论应用的中国情境分析 西方公民参与理论主要强调三方面:首先,该理论的滋生和成长是镶嵌在西方后工业和后现代的社会环境之中的,而在现代化情境中的关于青年不参与或政治冷漠的悲观言论在当代社会已日渐式微。其次,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被称为Y世代的青年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大多可能在传统政治语境以及代议制政治体制中处于边缘地位,但作为出生就被各种各样数字媒介技术包围的一代青年,他们中有理想、有抱负的部分群体也正善用多种技术和实体资源为政策的合理制定、社会公共议题的有效解决以及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稳定运转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故现代民主参与型社会的构建自不应忽视该群体的积极有益作为,应进一步对其进行帮助和引导。最后,丰富的媒介资源与当今青年的社会参与能动性和主动性有天然的联系,私域和公域的共融互通、生活化政治参与的逐渐增长,这些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是与日渐融合的媒介环境和现实生活的相互嵌入息息相关的。下文从这三方面一一比照中国的社会现实,试图归纳出西方青年公民参与理论在中国相应研究中的具体情境,并进行深入分析。 (一)理论滋生环境分析 理论的应用需要与理论所产生的社会情境相结合,若盲目地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话语环境中的问题,确实会衍生出水土不服的各种问题,但也不可将与国内问题相关的西方理论全部束之高阁,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应用的环境相适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大致范围。中国传播学学者在引用借鉴西方发展成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时,应首先将其“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需要理解理论所使用的不同历史和社会背景。 可以说,青年公民参与理论滋长于西方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环境的土壤之中,其思想核心是公民更倾向参与能体现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的生活化政治,较少地介入有关传统等级制的政治组织活动。接下来,我们需要审视该理论环境在中国是否有解释空间,分析视角可以导向两方面:首先,参与问题常常被安置在广博的民主图景中进行探讨,同时学界也有共识——民主需要人们的参与,故先就民主在中国的生存空间进行简要分析,也可以说是分析社会主义民主对于青年公民参与的容纳程度。 自古代始,中国政治哲学就提出,人类憧憬以各种各样的公民参与方式来实现共同的民主理想[5]。就儒家学说而言,孔子主张,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义务和权利,这种思想已经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公民价值观的核心。其实,无论是西方还是国内的学术界,对于民主议题,特别是对于公民社会和网民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是否能推进国家民主化进程一类的问题,始终存在针锋相对的两派观点,正如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袁教授(Elaine Yuan)总结归纳的两种分析语境和研究导向——“自由语境”(liberation discourse)和“控制语境”(control discourse)[6],前者突出网络技术革新带来的自由,后者重在诠释国家对于社会的把控力以及双方的博弈程度。就当今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政策开创性地带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崭新观念,这场具有历史使命的革新可以看作中国实践性地运用资本主义思想且同时保证国家政党领导地位的里程碑,而且这场改革春风的持续强劲促进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跻身世界范围的竞争舞台。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刘凤书(Fengshu Liu)曾分析指出,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双重现代性特点——经济自由主义(economic liberalism)和政治权威主义(political authoritarianism)[7]。郑永年称,确切地回答中国的民主问题,必须审视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变革,搞清楚国家怎样应时势之需合理地容纳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元素,在确保国家主体地位的同时抵制西方民主的负面因素。何力朝(Lichao He)分析指出,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进化是由自由主义发展浪潮和国家权威主义根基共同塑造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取决于国家在其中的角色和地位[8]。所以,中国的发展不会照搬西方的民主模式,但为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有效巩固,国家会适应当前国情选择性地将一些有益的民主元素纳入社会发展体系,比如逐渐扩大的公共和政治参与空间,以及公共监督被认为是实现这一途径的有效道路,而青年对于公共议题的理性参与是可以被纳入这些有益的民主元素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