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机理研究

———个理论分析框架

作者简介:
刘丹,忻展红,王志超,北京邮电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6 刘丹(1973—),女,江西宜春人,博士,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 忻展红(1949—),男,北京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信息化与信息技术应用; 王志超(1990—),男,山西吕梁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管理(北京 100876)。

原文出处:
科技进步与对策

内容提要:

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过程受技术自身及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通过构建“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探究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机理。第一个阶段从“技术本体”和“人与技术交互”两个维度分析新技术风险的内在形成机理,构建“二维三点”研究范式,揭示新技术风险形成的内在机理,强调技术风险存在的必然性。第二个阶段提出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触发机制,探讨技术风险通过社会放大效应引发社会问题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论证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可能性。最后,通过案例分析验证了“二维两阶段”理论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期刊代号:C31
分类名称:创新政策与管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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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负作用,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恩格斯曾说过:“人类对大自然的每一次征服,都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当今全球正在承受技术发展带来的诸多负面影响,如冰箱、空调的制冷剂氟利昂与臭氧产生化学反应,导致南极上空出现臭氧空洞;大量化石能源的使用带来了工业革命,也使碳排放过量造成全球变暖;克隆、转基因等生物技术的滥用,引发了令人恐慌的食物安全和伦理问题。

       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过程是复杂的,受技术自身、社会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核技术因其放射性高、穿透力强等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农业、国防、医疗、环保等多个领域,发展核技术成为许多国家的战略决策。由于核技术自身释放出的各种放射性粒子、射线能够对人体健康及自然环境安全构成威胁,核科学家与政府分别从技术和政策层面对核技术谨慎研发、严格管理,以最大限度降低核技术风险。然而,大型核事故依然不可避免。2011年,日本福岛发生核爆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采取了紧急措施,但由于对事故后果严重性估计不足,加之发布的信息含糊其辞,引起了日本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与质疑。东京电力公司作为管理单位在事故处理过程中犹豫不决、效率低下,明显缺乏专业素质,其不负责任的态度激起了公众对核辐射危害的强烈担忧。日本国内外媒体对事故发展态势的渲染和夸大,也制造了紧张气氛,加重了民众的恐慌心理及其对政府隐瞒信息的猜测。种种原因导致日本国民对此次核泄漏事故带来的消极心理甚至超过了对地震海啸的恐惧,引发股票暴跌、群体游行等经济社会失序现象。与此同时,事故经网络在全球范围内快速传播,引起了民众及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短短几天时间,核泄漏危机已波及周边国家,如在中国出现“抢盐”风波。

       在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成为人们基本生活的一部分,相关技术应用蓬勃发展,但隐私泄密、互联网金融犯罪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以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风险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复杂,风险何时何地缘何发生几乎无法预判。2011年,我国开始实行火车票的网络和电话订购。对大多数公民而言,网络购票是利民之举,但对于很少上网、更少有“网银”的农民工而言,网络和电话购票使他们的返乡路变得难上加难。原来靠拼体力去排队买票,还有买到的希望,而现在的网上购票对他们来说则太复杂、太不切实际。这个“非常不公平”的事件激起了农民工的愤懑情绪,2.5亿农民工将矛头直指铁道部。可见,网络购票这样一个小小的互联网技术应用激化了社会负面情绪,导致社会弱势群体的群体行为。在ICT技术应用过程中,人与技术的交互非常密切,从而产生了众多新的社会问题,如网络沉溺、人格分裂、社会分化(数字鸿沟)、网络犯罪、网络恐慌和群体恶性事件等。这些社会问题是技术、人、社会相互作用和共同演化的结果,属于复杂系统性问题。此外,ICT技术具有创新周期短、应用范围广、传播速度快、难以预见性强等特点,其广泛应用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人们对新技术风险的研究往往落后于技术自身的创新发展[1],同时,技术风险作为一种信息在社会诸要素的影响下可能演化出新型社会管理问题。因此,对新技术风险的评估与预测将无法避免地遭遇窘境。随着新技术的日趋复杂,如何对新技术风险进行准确预测与高效管理是科技管理部门及科技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总结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的规律,探究新技术风险引发社会问题的形成机理,构建理论研究范式,为新技术风险相关研究提供基础。

       1 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二维两阶段”理论模型

       本文认为新技术引发社会问题可从技术风险内在形成机理与社会风险触发机制两个阶段进行分析,进而构建系统的新技术风险分析评价与管理体系。

       1.1 新技术风险内在形成机理

       技术风险是指技术在被研发和使用过程中,对人类和社会产生利益损失的可能,其存在具有客观性[2]。可将技术风险看作技术的一种负面效应,这种负面效应强调技术对人和自然造成的危害与消极影响。通过细致的文献研究发现,学者们往往把“技术的负面效应”等同于“技术异化”进行考察[3]。而且对技术异化的概念界定,学者们的阐述并不一致。一般而言,技术异化是指在人类利用技术改造自然以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技术也同时给人类带来了伤害,甚至发展为异己势力[4]。随着技术异化研究的发展,更多学者从技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层面对技术异化作出了不同解释。从技术的自然属性层面看,工业社会的技术已日渐成为一个完全自主、外在于人的支配系统,这致使技术异化产生于技术程序本身的性质[5]。技术在实现人类所需功能的同时也会实现符合自身特性的其它功能,这些功能往往背离了技术发明的初衷,技术异化由此产生。通过系统地考察中外技术异化理论和观点,如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技术异化思想、陈昌曙教授的技术两重性思想等,可以发现关于技术异化的研究大多存在一定片面性,尤其是对技术“本体”的概念界定尚不清晰。为此,本文通过总结大量文献,将“技术本体”的内涵定义为:人类应用科学原理,为某种特殊(原发)目的和功能需求而发明的方法、材料和应用系统,并认为“技术本体”异化是引发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失调、能源危机、人口膨胀、核恐怖等弊端和危险都属于技术本体异化,此外,还包括由于技术误用和滥用引发的交通事故、战争纠纷、医疗事故等直接后果。

       从技术的社会属性层面看,任何一项技术发明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为人所用构成技术与人类的交互[6],服务于人类社会。而技术与人类这种交互演化的结果带有不可预知性,对于同一种技术,使用者的动机和能力不同可能导致行为结果不同,社会上出现的很多失控问题均由此产生。人使用技术总是带有功利性[7],因而技术使用动机的差异性会造成技术异化。如社交网络作为一种新兴实用的交友模式,其真实性、稳定性得到了用户青睐,但用户的信息安全却面临着巨大威胁。不法分子利用一些算法可以轻松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借此对用户的财产和心理造成重大伤害。同样,计算机网络技术一方面有利于正当线上交流,获取广泛的信息资源;另一方面为不法分子开展网络犯罪、窃取资料、攻击数据库提供了手段。核危机、网络诈骗等社会失控问题均是由人的功利心导致的。此外,技术使用主体对同一项技术的使用能力不同[8],往往使技术应用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如最近风靡的“打车软件”,对于能够熟练操作互联网应用(APP)的年轻人而言,极大地方便了他们的出行,但却使老人、孩子等弱势群体成为受害者。2013年春运期间,各网站纷纷推出抢票软件,谁能够掌握抢票软件的技术方法,谁就能够享有超出“公平”范围的机会,快速获取火车票,“网络黄牛党”利用技术优势得以侵犯弱势群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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