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50088-14 国内学界对16、17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甚至对当下社会经济问题的审视，现在很难绕开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集出版于1920年)，因为其中亲资本的观点和“时间就是金钱”这样的恶俗话语已然被不少人接受。这部著作将经济发展与精神的因素相结合，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但是韦伯政治上的右倾立场使得他的结论变成一种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歌颂，并假借新教伦理赋予其合法性，对资本主义的贪婪加以美化和圣化。英国经济史研究的大师托尼在1926出版有《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这部名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韦伯谬误的回应，但是更多的是阐释托尼本人的资本主义批判，认为基督宗教社会价值观的退让和边缘化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伴生现象。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评价这两位学者的上述观点？如果我们不美化贪婪，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基督宗教的伦理道德是否包含对市场经济和现代工商业发展有利的因素？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究竟是基督教精神退却的结果还是因为受到传统基督教伦理演进的推动？ 我们在这里试图追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1491-1556)的经济伦理思想，希望由此个案的考察，探索基督教传统在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影响，以及对当下世界经济发展模式可能具有的意义。 一、耶稣会经济伦理的思想史研究 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侧重对16、17世纪英国情况进行研究，但是也将问题的考察扩展到18、19世纪，其理论上的概括也不完全局限于英国的宗教状况与经济发展。他不赞成韦伯强调新教伦理特殊性的思路，认为整个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冲击下都有放弃道德监督责任的退缩，而且他还指出宗教之外其他思想和社会政治领域的动向也促成了资本主义贪婪的肆虐。他承认近代西方市场经济在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创造上的巨大成就，而他的核心观点是，如果基督宗教传统的伦理道德得到人们足够的尊重，近代西方社会就会更及时地意识到，经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人的幸福，财富是为人服务的，人不应该被财富和对财富的贪婪所奴役。他清醒地指出，对贪婪的批评不能无视经济效益，但是经济效益如果成为压倒一切的目的，而不被正确地看作是服务人类的手段，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就会被破坏，而现代工业的效益本来就是离不开和谐与合作的。① 作为近代早期出现的最重要的、曾经引发多次争议的天主教修会，耶稣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有何独到的见解、是否有过特殊的贡献？韦伯提出新教伦理推动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教徒中间一些人将工商业者的贪婪神圣化，所以新教学者对此有比较多的批评，但是其中有一种批评的观点是以反天主教的方式提出的，即指责耶稣会人士支持高利贷，认为他们才是近代基督宗教迎合利润、利息、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代表。②其实，诚如托尼所言，纠正资本贪婪的正确路径不是反对现代经济体制的全部，而是批判和改造资本活动的目的，让市场和工商业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私利。晚近学术研究的动态之一，就是注意到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天主教会在这方面的贡献，而不再强调教会对高利贷的批评压制了市场和金融业的发展。譬如托代斯基尼就指出，方济各会在倡导清贫理想的同时，认同成功的有利可图的工商和金融活动，前提是商人不吝啬藏富，愿意投资于地方社团，创造更多财富，而且他们的慈善事业能起到刺激消费和资本流通的作用，达到促进社会发展与和谐的目的。③与这一天主教传统相呼应，正如耶稣会社会思想的晚近研究者所注意到的，耶稣会的创始人依纳爵·罗耀拉以及其他耶稣会人士并不敌视工商业，而是积极争取工商业者的支持，积极借助新兴的商贸和金融手段来运作他们的宗教和慈善工作，同时对日益放纵的贪婪和资本的力量进行批判，强调财富本身并非是目的，而仅仅是服务的手段。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玛窦在其中文著作《天主实义》里面说，“修德以轻货财为首务”。⑤ 《自传》和《灵性修炼》的史料意义 依纳爵出生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吉普斯夸省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少年时期就被其父亲送往国王斐迪南的财政大臣贝拉斯克斯那里，目的是接受廷臣的训练。在贝拉斯克斯于1517年去世后，依纳爵投效了守卫西班牙北部边区的纳赫拉公爵，并在1521年法国人进攻潘普洛纳时被炮弹炸伤双腿。决定依纳爵后半生虔敬宗教生活的精神转变，即他追求完美信仰的皈依，发生在他此次战败之后的疗伤期间。1524年以后，他先后在巴塞罗那、阿尔卡拉、萨拉曼卡和法国巴黎求学。1534年，他与自己在巴黎的几位同学和朋友发誓奉献自己给教会的传教事业，其中有后来在东亚因为传福音著名的沙勿略。这些人构成1540年正式成立的耶稣会的核心创始成员，依纳爵则被众人推举为第一任总会长，并担任此职务直到1556年去世。⑥ 在疗伤和求学期间，依纳爵的个人生活是严格的清贫实践。1522年，也就是他负伤后的第二年，依纳爵拜访和告别了纳赫拉公爵，从此结束了他的廷臣生活。他随着骡子的漫步，在3月份的时候到了加泰罗尼亚的蒙特塞拉特，在那里的一座本尼狄克修院忏悔三天。然后他把骡子送给修院，把佩剑挂在圣母塑像下，把脱下的贵族衣袍赠送给了一位乞丐。他在尚未破晓的时刻就踏上了旅程，手里只有一支朝圣者的手杖，身上只有一件粗布的袍子，脚上是系带子的简陋便鞋。当他走出一段路程的时候，后面追来一位市民，询问他是否把衣服送给了一个乞丐。依纳爵回答说“是”，眼泪禁不住就流了下来，因为他想到那位乞丐此时正被人们当作小偷在审问着。⑦当他决定离开曼雷萨，由巴塞罗那前往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携带任何钱财。船长愿意让他免费搭乘，但是无法提供给他食物，因而就连他带到航船上的干粮都是上船前乞讨来的。在巴塞罗那上船前，依纳爵已经是一个摆脱了焦虑和骄傲的信徒。临行时，他把讨干粮时好人们赠给的几个钱币也放在海边的一条长凳上，希望路过的穷人能拿去使用。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