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学由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开创，而“历史的思想是被犹太人引进世界历史的”①。以伦理一神教的犹太教的确立为标志，与希腊意识中的循环论相区别，一种深切的历史感、真正的历史意识在人类历史中开始出现。 诚如海德格尔所说，历史学存在的地方未必有真正的历史意识。②古希腊人将世界看作和谐的、完美的，在他们的历史学著作中看不到变化，看不到发展。他们视历史为已完成的、静止的，而一种历史感的形成必须以时间的过去、当下、未来三个方面的融合为前提。历史感不是仅仅面向过去，恰恰相反，未来才是思考的中心。否定静止的、不变的历史后，历史感关注事物发展的方向，它在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若以现实作为过去和未来的中介，历史感也可以说是现实感。 “现实”其实并不存在。③历史在绵延的时间之流中展开，一往无前地流动着的时间将“现实”转变为一个个转瞬即逝的时点。未来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由过去而来的当下一刻的下一阶段。历史是过去、当下、未来的“三位一体”，④历史感则是对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的认识。未来是敞开的，由于直接面对各种可能性，历史感指示着一种临机状态。 犹太人的历史感的发生与犹太教的形成相伴随，而犹太教的形成以《圣经》的编撰为标志。在追踪西方历史哲学的起源时，人们往往会提到基督教，提到《圣经》，提到《圣经》中的《但以理书》。⑤如果我们同意历史哲学是想看到历史之底层、之背面的东西，那么历史感亦有这种追求——或者说，历史感就是一种深度的历史认识。不过，就《圣经》和犹太教而言，说其中隐含着一种历史感或许比说其中包含着一种历史哲学更少引起人们的争论。⑥毕竟，犹太人以通过一部《圣经》向世界贡献了一神教闻名，而哲学史的源头一般是到古希腊人那里寻找。不仅如此，犹太教还特别以不擅哲学、不喜哲学著称，早期的犹太教经典中完全没有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哲学。⑦历史感则是犹太教的一个鲜明特征。 历史感与历史观不同。后者强调的是有关已成过去的历史的看法及态度，以用于史家或历史爱好者居多；历史感则一只眼睛向后，一只眼睛向前，而且是人人可以且应该具备的一种“感觉”，一种心理素质。⑧ 一、伦理一神教的形成 与早期犹太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早期犹太教的形成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若以一部部犹太教经典的编撰作为犹太教发展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伴随着经典的成文和正典化的是早期犹太民族的苦难史、流散史。 犹太教的核心是对一个唯一上帝的信仰。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以色列人⑨是世界上第一个信奉一神教的民族。⑩成为一个唯一的、普世性的至高神之前，“上帝”曾经是以色列人的民族神。从民族神转为上帝的历史，也就是以色列人遭受一次次挫折、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对一个从狭隘民族神向普世世界神转变的上帝的信仰“恰恰是在所有的经验确定性都对它不利的时候达到顶峰的”，“正是其民族历史上的灾难，加强和传播了对上帝意志至高无上的信仰”。(11)在生活很平静的时期，在民族历史顺利前进的时期，以色列人可以安于一个“为民族所拥有的神”的佑护，而在遭受一次次挫折的时期，神的“能力”暴露了“不足”的一面，民族宗教信仰发生了危机。 中东地区的古代史表明，以色列人不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公元前11世纪，扫罗王开始了古代以色列人的王国时代，经过大卫王、所罗门王的繁盛时期后，王国于公元前930年分裂为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周边的帝国此伏彼起，一次次威胁着以色列人的国家。公元前721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攻灭，战争和战后的强迫移民造成北方地区以色列人口的大量流散；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南方犹大王国都城耶路撒冷，焚毁所罗门为上帝建造的圣殿，强迫数万以色列人背井离乡，迁居巴比伦。就在“巴比伦之囚”前的622年左右，《圣经》的前五部《摩西五经》编定和公布，并于公元前400年左右最先被确认为《圣经》正典。(12) 公元前586年是犹太史的一个关键年份，《摩西五经》则是犹太教史中的一个标志性文献。先知犹太教正是在北方以色列王国灭亡和“巴比伦之囚”前后之间的某个时期形成的。 在民族的苦难中，犹太人加强了对唯一上帝的信仰。先知们教导说，民族的苦难是暂时的，上帝因民族的罪恶而惩罚以色列人，也会因以色列人的赎罪行为而拯救他们。一切都在上帝之手中，但人们会因自己的公义而得福，因为上帝是公义的。借助对一个道德的至高神的信仰，当下的苦难得以缓解。亚述、巴比伦被解释为上帝的鞭子，当然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不过，其中也隐藏着人生、历史的洞见：强大的帝国如飓风般席卷中东地区，也如飓风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生的荣辱变幻、帝国的兴衰轮替在历史中随处可见，真正持久的是上帝之道，是公义，是对道德生活的无尽追求。 正是对历史的这种认识催生了犹太教，反过来说，犹太教又凝聚、提炼了这种历史意识，并一代代地向犹太人传递着。 不过，无论是早期犹太人作为“中介性客民”的地位(13)还是民族的苦难，都只是伦理一神教发生时的一些事实，至多是一些必要的前提，并不能充分解答它为什么产生于犹太历史这个问题。在犹太教形成之前，许多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是“中介性客民”，许多民族都有一部苦难史，许多民族在一些时候都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为什么在他们那里没有出现伦理一神教？显然，对伦理一神教的产生来说，不仅需要有“中介性客民”的地位，不仅要有民族的苦难，两者之间的一种神秘的历史性结合也是必需的，其中的“关键所在是犹太民族在迦南地区的自然—文化的生态环境以及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文化选择机制。也就是说，特定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不仅塑造着民族的心理和行为，而且深刻地决定着该民族对已有的文化材料的选择。”(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