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2月21日，经过一番兵戎相向，一支千余人的队伍脱离了“百灵庙内蒙古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百灵庙蒙政会”)，向绥远省武川县境内进发。这一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衍生出来的事件，后来被人们称作“百灵庙事变”。事件甫一发生，便震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在事变组织者致南京军政当局的电文中提到：此次“离庙”之人“均系南京、北平各大学及军事学校毕业之内蒙青年”，多为“西蒙青年”。①也就是说，在“百灵庙事变”中，一个自称“内蒙青年”、“西蒙青年”的学生群体是绝对的主角。某一特定群体用“内蒙青年”、“西蒙青年”，作为身份标签，并非从来有之，而是晚清以来出现的新事物。 “青年学生群体”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相关成果十分丰富。五四运动等学运学潮较早为学界关注，并历来受到重视。研究者对学运学潮的成因、发展历程、影响因素、性质、特点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②桑兵、罗志田、关晓红等从晚清以降学制变革对读书人以及社会结构的影响角度出发，考察了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科举废除和学生出路及人才选拔之关系等内容。③王奇生、丛小平等关注了青年学生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联系问题。④马建标提出应重视“青年学生群体”的身份意识、集体认同及其与政治转向之间的关联。⑤检视前人成果，可发现学界对“青年学生群体”的认识经历了一些变化，其中比较重要的转变，是从把这一群体当成一个不言而喻的客观存在，到逐渐注重其历史建构过程。不过，以往讨论对于晚清以降来自蒙古、新疆、甘肃、西藏等广大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子较少涉及。⑥就内蒙古地区而言，郝维民、白拉都格其等对中国共产党如何动员并组织蒙古青年学生进行革命做了深入解析。Christophere P.Atwood注意到蒙古青年学生在内蒙古革命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⑦常宝指出新式教育对“蒙古地方精英”的“流动模式”产生深刻影响。⑧前人著述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将蒙古青年学生置于历史的内在脉络之中，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不但能了解其复杂面相，也可透过这一群体，理解社会变迁之驳杂情态。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晚清民国国体变更、制度因革的背景下，探讨“蒙古青年”的建构过程和集体命运，希冀对内蒙古以及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得出更加完整的认识。 一、从八旗到蒙旗——“蒙古青年”的形塑 清代的蒙古人分隶于八旗与盟旗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蒙古八旗是清廷以较早归附的蒙古人为基础建立的，旗制与满洲八旗、汉军八旗相同。入关以后，蒙古八旗部分驻守京师，部分驻防全国各要地。清廷在较晚归附的蒙古各部之中，实施盟旗制度。盟旗以蒙古各部的驻牧地为基本单位设立。清朝中叶以后，一些历史文献的编撰者依据归附时间的先后，将盟旗制度之下的蒙古各部区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外扎萨克蒙古”，又称之为“内蒙古”、“外蒙古”。⑨晚清民国时期，一般认为内蒙古包括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外蒙古涵盖喀尔喀四部八十六旗。⑩同时，又将内蒙古分为两个部分，一为“东蒙”，一为“西蒙”。关于“东蒙”与“西蒙”的主要范围有两种说法。一说东蒙包括哲里木盟、卓索图盟与昭乌达盟，西蒙包括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另一说，将锡林郭勒盟归入东蒙，其余与前者相同，这一说法比较常见。(11) 清廷对八旗蒙古的进学、科举和任官等有特定的制度安排。就进学而言，直至清末学堂开办之前，朝廷设置的各类蒙古教育机构主要针对八旗蒙古。在国子监设有蒙古学馆，咸安宫内设蒙古学、唐古忒学、托忒学三学。京师、驻防蒙古八旗均设义学、官学等。于科举而论，清初科举考试分为满、汉两榜，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属满榜，汉军八旗属汉榜，康熙九年(1670)将满、汉两榜合二为一。然而，八旗子弟在科举考试上仍有一些特殊政策。“翻译科”即清廷为八旗子弟所专设。在任官方面，清代内、外文官之缺分为6种：宗室缺、满洲缺、蒙古缺、汉军缺、内务府包衣缺、汉缺。其中蒙古缺即由八旗蒙古充任。外官不设蒙古缺，但八旗蒙古得用满洲缺和汉缺。(12) 以上制度设计使八旗蒙古子弟可以沿着一定的渠道，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对于家境贫寒者，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八旗应秀才试者人最少，或不及额。盖八旗官生、笔帖式皆可入闱，又免岁考之烦。故应小试者多寒家，其学业谫陋，或反出监生下。”(13)也就是说，寒家子弟可从“小试”开始，逐级应考，最终获取功名，跻身仕途，从而改变命运。托浑布的例子反映了一个八旗蒙古的奋斗之路。托浑布于嘉庆四年(1799)出生在北京一个八旗蒙古家庭，幼时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嘉庆二十三年(1818)，参加顺天府考试，一举中第，不久赴湖南省龙山县任知县，此后仕途顺利，官至山东巡抚，曾参与平定台湾动乱和备战鸦片战争等历史事件。他汉文造诣颇深，留有《瑞榴堂诗集》。(14)托浑布身故之后，追述其生平的《行述》中写道：“伏念府君服官四省，由县令至开府，先后二十余年。自以承恩高厚，力图报称，不遑节劳。”(15)字里行间“忠君勤政”的形象跃然纸上。与托浑布有类似经历的八旗蒙古，大有人在。《近代中国蒙古族人物传》收录的著名蒙古族人物152个，其中绝大部分是八旗蒙古，出身寒微者不乏其人。(16)可以说，有清一代，八旗蒙古在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都有着非常活跃的表现，而这正与统治者对其特定的制度安排相辅相成。 辛亥革命，清朝崩解，八旗制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八旗蒙古曾享有的许多特殊政策，也随之消失。比如咸安宫三学原是专为八旗蒙古子弟而设，民国以后，咸安宫三学裁撤，其中蒙古学学额取消，托忒学与唐古忒学学额则需申请另议。(17)其后，关于蒙古人的甄试章程中，也不再提及八旗蒙古，“谨案查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呈准之蒙人甄试章程专指内外蒙古各旗，京八旗蒙古无此权利”。(18)凡此种种，使八旗蒙古的境遇发生了转变。上述托浑布的长孙宝棻，曾任山西巡抚等职，清末动荡之际，“宝棻死保清廷，派兵镇压革命党”，其与清朝共存亡的心迹可见一斑。(19)与宝棻同辈的还有另外三兄弟，也是朝廷官员，民国之后，四人闭门在家。宝棻兄弟的后代虽有继续活动于京城者，但鲜在政府部门供职。据白熙瑞长子白耀堃回忆：“民国以后至父亲长大之前，家中没有人为政府工作，全靠卖‘家底儿’过日子。”(20)总之，宝棻等在入民国后的不仕之举，可能是其以“遗民”自居的表现，但也带着某些被时代拒斥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