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在对政治伦理探讨的过程中，面对极权政体内在自反性产生出的“恶”进行彻底的批判，完成了由善之必然至恶之实然的政治哲学理论转向。需要指出的是，阿伦特对“恶”的彻底批判不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完成的，“根本恶”中有诸多的逻辑冲突和不完善之处，直至《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平庸的恶”概念的提出，才真正构建起对“恶”的批判体系。 一、作为恶体系起点的恶——“根本恶” 从纯理论的角度上讲，讨论“根本恶”和“平庸的恶”不能脱离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范畴，脱离了此范畴，如同脱离了水研究鱼儿是怎样游泳的一样不科学。国内有些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道德冷漠现象，诸如看病不交钱医生不给看等现象，归之于“平庸的恶”。这样拿着阿伦特的笔到处圈圈点点，有过度诠释之嫌，作者只是拿着现成的“平庸的恶”解释社会现实。但是这种没有经过自身理性思辨的理论完成态，还没有对自身涌现其意义，并且，“无论是‘根本恶’还是‘平庸的恶’，都是极权主义体制制造的‘政治的恶’”。(刘英)所以，我们应该回到文本之中，以文本意图为出发点，澄明“恶”的生根之基和“恶”理论的辩证体系。阿伦特对“恶”的考察肇始于对极权主义的考察，提出了“根本恶”的观点。所谓“根本恶”是极权主义极端的政治之恶，是过于膨胀的国家暴力机器支配着社会秩序，个人的自我空间被挤压到为零的状态，人的自由主体性被压榨到人之外，国家机器实现了对人的绝对统治，也实现了政治对人的本质的吞噬。但是这绝不是精神意义上的人之非人，而是在现实意义上将人归之于政治机器的原材料，极权主义在自我运作的过程中绞碎人的肉体。极权主义是阿伦特对存在主义最恐怖状态的描述，远远超越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作为无声客体的“畏”“烦”等感性化概念。极权主义摧毁了人“畏”和“烦”的现实载体，人之存在残酷到了无处存在的程度。极权主义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浸透，人的信仰、公共空间、甚至是日常生活也被填满国家意识形态，秘密警察如影随形，恐惧四面逼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没有社会，没有人，只有国家，这是最为可怖的国家组织形式，人成了不必要的存在，即“极权主义尝试将人变成多余”。(阿伦特，2008年，第570页)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道：“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目标不是改变外部世界，或者社会的革命性演变，而是改变人性。”(同上，第572页)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之下，人性成了虚无性的存在，这正是“根本恶”的核心机制。对“人性的改变”的批判，比对极权主义血雨腥风的野蛮杀戮的控诉，更加深入地触及到极权主义的根本，因为杀戮者还可能有残留的人性，这一点残留的人性还有化魔为佛的希望。但是人性之改变也就意味着人和人性的绝缘，这种“改变”具有不可逆性，恶人一旦为恶，只能紧紧跟随极权主义飞旋的步伐而不能止歇。所以，极权主义的本质力量是把人性推到了道德悬崖的边上，人性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当口。在恶为实在本体的世界中，整部人类文明史的人性根基被抽拔掉。对人性而言，历史上任何一种专制主义都成了仁慈的化身，不仅作为历史的人被扼杀掉了，作为自由性而存在的人、作为特殊人类之我的个体性和作为人类大我的群体性更被窒息在此岸世界之中。由于人性被瓦解，世界成了无标准可以选择的肆意游离态，人心中的魔鬼成了肉体的主人，破坏一切成了极权主义的唯一信念。正是在这种以恐怖主义为驱动力的政治机制的渲染之下，粗暴地曲解尼采，把“重估一切价值”(尼采，第91页)从哲学语境中抽拔出来，断章取义地作为破坏的主导性原则，无所忌惮地破坏一切。阿伦特在二战结束以后，反思这段疯狂史的时候，指出有些人犯的罪恶远远超越了历史中的任何暴君，功利主义原则不能解释他们的行径，他们的疯狂和残暴在历史和思想史之外，“人们不再能够根据自我利益、贪婪、渴望、怨恨、对权力的欲望、怯懦等恶的动机来理解和解释；因此，愤怒不能报复它，爱不能容忍它，友谊不能宽恕它”。(阿伦特，2008年，第572页)所以，所谓的“根本恶”是对这种撑破历史之网的最新最残暴的恶劣行径所打上的理论补丁，它在一切都不能产生之处产生。 但是“根本恶”不是对人性灭绝的纳粹残暴行径的形象概括，它本身不是恶人为恶的手段和目的，只是作为没有理论批判点的应急之独创。对“根本恶”概念的提出，阿伦特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她是想用现象学还原极权主义，于是追问极权主义何以产生、探究政治伦理学的根源。但是她面对这种历史空前的用鲜血作为水泥垒砌骨头而成的极权主义制度，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可以被理解的政治伦理前提，因为政治伦理的前提是人的动机，但是人的动机和人性是作为同一场域不可分割，极权主义又灭绝人性，于是政治伦理在极权主义成为不可能。面对这种空场，阿伦特只是摘取了康德“根本恶”概念的形式，没有取其内容，因为她觉得极权主义之恶超出了哲学史理解的范畴，所以“根本恶”在阿伦特那里只是表象深渊性的词汇，以此作为极权主义的政治伦理之基。由于没有历史样本，也没有哲学史的支持，阿伦特只能苦苦在“没有扶手的思想”中独立前行。“极权主义”就是悬空打转的封闭圆圈。所以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来了“平庸的恶”作为对“恶”理论的修补。至此，阿伦特极权主义的政治伦理学批判体系才算完成。 二、“根本恶”的封闭逻辑和自我否定之必要 “根本恶”上没有人类动机的确切来源，下没有人民大众心理内在的传导机制——即几个极权主义者如何引导了极权主义狂潮，甚至“阿伦特没有涉及到道德与罪恶的责任问题，直接否定了人类的道德承担问题，也就同时否定了道德存在的可能”。(王义、罗玲玲)换言之，这种形态的“恶”甚至丧失了自身的对立面，这是绝对抽象化之物。所以，“根本恶”也就没有突破黑格尔封闭逻辑的诅咒，它成了悬空的抽象存在物，单从极权主义的语境本身，“根本恶”就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根本恶”概念的哲学无根性。任何哲学新概念的创新都要经受哲学的反驳，但是单单“根本恶”的概念是经不住哲学史的反问的。我们都知道，阿伦特的“根本恶”的概念借自于康德，虽然内涵和康德的“根本恶”有天壤之别，但是康德哲学是可以作为阿伦特政治哲学的镜像映现，在康德对“根本恶”的辩证追问中我们可以察觉到阿伦特的理论不足之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是康德的后期之作，在“根本恶”出场以前，康德考察了人的与生俱来的两种能力，即按照道德之善律令行动的能力，即“意志”(Wille)；既可以遵循道德律令行动也可以违背道德律令而行动的中性行动能力，即“任意”(Willkür)。所谓“根本恶”，简而言之，就是“倾向”(Willkür)由于在欲望的支配下选择了朝向恶的一方，破坏了人的道德本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康德的“根本恶”概念似乎没有阿伦特的“根本恶”那么强的理论映现现实的能力。但是康德的“根本恶”本意不是为了用抽象概念修饰现实，不是描述现实世界中种种惨无人道的行为，而是为了给社会现实的恶现象找到道德哲学的伦理依据，即“根本恶”是人之为恶的终极原因。阿伦特也模仿康德将纳粹的恶性归结为自己创生的“根本恶”，但是作为归结终点的“根本恶”由于没有哲学根基，是悬空的。所以我们再考察一下康德的“根本恶”的哲学之根据，让阿伦特“根本恶”的哲学无根之处自行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