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4)11-0266-04 徐渭的自传名为“畸谱”，又自称“畸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何谓“畸”?“畸人”一词最早来源于《庄子·大宗师》：“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①因此，“畸人”是一种对现实极富超越情怀的审美人格，同时也是富有强烈悲剧意识的人格。从徐渭的生命实践和文艺创作来看，他的人格符合上述标准，我们将其称作“畸”型人格。 明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背景下的“自由”精神是新兴事物与传统观念相龃龉的产物。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这种“自由”精神本身就带有“畸”的特征，它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并直接塑造了将“畸狂”作为文化诉求的士人群体。明代史料中相关的资料十分丰富，仅《明史·文苑传(二)》中就记载了桑悦、林章、卢冉、祝允明、唐寅等诸多的“畸”型人格。 在徐渭式的“畸”型人格中，“侔于天”不再是对自然天道的单纯追溯，因为在王学的范畴中，天道内化到人心之中，天道是人道中最具合理性内容的凝聚，因此，对个体生命状态与形式的不断追寻就成为“侔于天”的具体内容与特征。这样一来，对“死”之命题的深刻体悟和对生命意识的强烈自觉便成为“畸”型人格的基本要素。徐渭一生自杀过9次，《徐文长文集》中“死”字出现257处，无论从思想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徐渭对“死”都是有深刻体悟的。徐渭之“死”绝非自然意义上的亡故，而是哲学之“死”。在徐渭那里，人与文是合一的；《四声猿》冲突的悲剧审美特质是由时代与徐渭的个性共同铸造的。 中国传统的悲剧意识在暴露人生的困境时，往往转向以对历史、宇宙的体认作为契机，以体味永恒来消解当下的矛盾与问题，因此，弥合是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指向。但是明代中后期，这种情况发生了转变，人们不再钟情精神领域的弥合，而是希望在现实中解决问题。如心学作为这一时期思想的典型代表，将原本分离的天道与人心相连接，以“体用不二”的方式将一切历史与宇宙的内容全部附于人心之上，这样一来，士人的困境只在个体生命当中，必须在个体的当下解决，而不能转嫁到天道之中。因此矛盾变得不可解决、不可调和，冲突成为必然。 《四声猿》正是这种不可弥合的冲突的集中体现。祢衡之死、玉通的圆寂、女性主人公对命运的屈就，都是徐渭心灵冲突的艺术显现。如在《狂鼓史》中，祢衡的“疾呼怒骂”还远远没有结束，一纸诰封文书下来，祢衡就欣然接受了天帝的封许，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更高层次的“专制”。这是祢衡反抗精神的死亡，在这一瞬间，心学“自我作宰”的自由精神化为乌有。原本在历史与宇宙中可以寻找到的价值认定与心灵满足，在此丧失殆尽。在将“天庭”升华为理想的归宿的时候，祢衡的形象也从文化理想无畏的斗士，沦为天庭中低眉俯首的低级官吏，“掀翻天地，冲决罗网”的精神能量画上了历史的休止符。 这是多重的冲突。祢衡与曹操的冲突、人间与天庭的冲突、人的反抗与反抗结果的冲突、创作主体与作品的冲突。这些所有的冲突都指向一个主题：人的出路在哪里? 玉通和尚之死从另一个层面为我们解释了这种根本性矛盾的关键所在。在《度柳翠》中，徐渭将原本不相隶属的两个故事连缀起来，尤其是将玉通和尚的死亡—成佛作为整个故事的线索和高潮，表现了在冲突中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在对“世俗”与“天道”的抉择中，个人的生命被无限弱化，精神的长存成为最重要的主题。可是，精神却无从寄托，即使最终成佛，将现实中的悲剧化解，但隐含着的精神和生命的本质却不再可得。因此，成佛的象征意义未必代表了功德圆满。实际上，在徐渭的潜意识中，玉通的成佛与祢衡的升天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历史困境与心学困境的交织。 《雌木兰》、《女状元》是徐渭晚年的戏曲创作，此时的徐渭已经经历了诸多的人生波折，渐渐从激扬与痛苦中走出，逐渐恢复了心灵的平静，但是尽管徐渭努力掩饰，剧作中冲突性的悲剧意识仍然没有淡化。不论是花木兰代父从军之后荣归故里，继而嫁与如意郎君，还是黄崇嘏高中状元嫁与宰相之子，夫妇相得，其潜在的悲剧主题仍然显而易见：社会与时代的束缚与抑制对于个人精神的摧残何其严酷!这就是英雄的悲剧，英雄与世俗的冲突、英雄精神与时代局限的冲突，梦想与苟且偷安的冲突。这些冲突是不能避免的，但不论以何种形式，英雄最终要向世俗低头。 其实，这样的冲突的悲剧意识在那个时代是普遍存在的，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从可爱可敬的“齐天大圣”最终成为“斗战胜佛”，从手挥打遍三界无敌手的金箍棒到合掌念佛，历尽千难万劫，终于磨尽“猴性”，获得了“人性”，但这不是“猴”的成功和“人”的胜利，取经的过程其实是丧失本真自我而被高度异化的过程，展示的是一个悲剧性的生命的悖论。 1982年，王季思先生首次提出了“中国式悲剧”的概念：“我国古代虽然没有系统的悲剧理论，但从宋元以来的舞台演出和戏曲创作来看，说明悲剧是存在的。由于向来封建文人对戏剧的鄙视，我们没有像欧洲的学者，总结出一套相当完整的悲剧理论。”“悲剧作品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各自产生、发展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民族性格的各异，在思想倾向、人物性格、情节结构等各个方面，又各自形成不同的艺术特征。”②此说影响巨大。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讨论《四声猿》对传统悲剧的超越。 1.对“形式胜利”的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