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歌长题和题序在唐宋间的变化

       南宋的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云：“唐人命题，言语亦自不同。杂古人之集而观之，不必见诗，望其题引而知其为唐人今人矣。”①这里所说的“题”是诗题，“引”是题序，即诗题与正文之间，作者以“并序”、“序曰”、“并引”、“并叙”等字领头的一段文字。虽然严羽所说不免有夸大之处，但是从唐代至宋代诗歌的题与序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艺术形式的差异往往反映出创作意识与艺术功能的转变，是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目前与此相关的论文有吴承学《论古诗制题制序史》②，此文以宏观的视野勾勒古代诗题、题序的发展演变历程，认为杜甫引领一代风气，开宋人的长题诗之先。这一见解十分精辟，然而，对于这一变化的具体内容以及背后的创作思理未能予以阐释。本文在此基础上，以唐宋诗转型上富有典范意义的三位诗人——杜甫、白居易、苏轼为中心，分析唐宋之间诗歌长题、题序的发展演变轨迹，及其在表现内容、艺术功能上的变化，并进一步阐释长题、题序在唐宋诗转型上的意义。

       纪实性与日记体长题的大量涌现

       中国古代诗歌的题目在唐代到宋代之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是长题的大量涌现。长题即指与短题相对，字数众多、叙述翔实的题目。总的来看，长题的数量在初盛唐时期还比较少，从杜甫开始才初具规模，到了白居易已相对显著，至宋代的苏轼则呈现出兴盛的局面。这种变化的情况，由以下的统计可以清晰看出③：

      

       如上表所示，与初盛唐相比，中唐以下至宋代，长题的数量和篇幅均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孟浩然的诗题普遍简短，未有超过二十字者；李白诗集中长题的比率也较低；王维长题所占比率与杜甫相当，但数量则远低于杜甫；至白居易、苏轼，无论在数量还是比重上，都已极具规模。其中最明显的是苏轼，平均不到十首诗题中就有一首超过二十字者，五十字以上的有三十六首之多。清人乔亿《剑溪说诗》云：“诗题至于玉局，别构佳境，唐人家法，为稍变矣。”④吴承学以为“玉局”的诗题是李商隐的无题诗⑤，有所不妥。若是李商隐的无题诗，何有“别构佳境”之说?此处的“玉局”正是指苏轼，因为苏轼曾任玉局观提举。乔亿的说法正表明苏轼委曲繁重的长题代表了唐宋之际诗题演变的一大倾向。

       与《山居秋暝》(王维)、《静夜思》(李白)、《池上》(白居易)、《初到黄州》(苏轼)这类含混简远或叙述省净的短题相比，长题更能充分详实地反映真实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意图，纪实性成为长题最重要的特征。

       初盛唐时期有限的几首长题主要叙述正式庄重的题材或重大的历史事件。前者以王维的应制长题诗为典范，如《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奉和圣制与太子诸王三月三日龙池春禊应制》等以“奉和圣制”开头的诗题，因其奉君命而成，大多叙述谨严、翔实典重。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的长题如以下两首：

       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王维)

       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李白)

       这两则诗题皆叙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与行事，为诗歌本文提供了真实可感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诗证史的作用。

       伴随着诗歌对纪实性的进一步需求，长题的内容逐渐从重大的题材转向私人生活的详细描述。与以王维、李白为代表的初盛唐诗人相比，杜甫、白居易、苏轼诗歌长题的内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试看以下三题：

       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杜甫)

       十年三月三日别微之于沣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峡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别，言不尽者以诗终之，因赋七言十七韵以赠且欲记所遇之地与相见之时，为他年会话张本也。(白居易)

       五月十日，与吕仲甫、周邠、僧惠勤、惠思、清顺、可久、惟肃、义诠同泛湖游北山，会客有美堂，周邠长官与数僧同泛湖往北山，湖中闻堂上歌笑声，以诗见寄，因和二首，时周有服。(苏轼)

       这些诗题所记载的内容既非“奉和圣制”的正大庄重，也无关乎重大历史事件，而仅仅是诗人寻常生活中的细行末事：杜甫叙述了七月三日正午至晚间的天气及起居状况，回忆壮年乐事并作诗戏呈友人；白居易则回顾了十年三月三日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与元稹相遇相别之情景，说明了作诗的缘起和“为他年会话张本”的创作目的；苏轼的长题除了记录五月十日与友人游山和诗的风流雅事之外，还在题中不厌其烦地罗列一起游山的友人姓名，力图完整生动地再现当日的交游场景。这些诗题以完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因素记录平常生活经历之事与喜怒之情，几乎可以等同于完整的日记。从诗题标注的时间来看，这些日期既不是中秋、上元、除夕、重阳等传统歌咏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节日，也并非在政治或历史上有什么微言大义⑥，而仅仅是对诗人而言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从数量上来看，日记体诗题在杜诗中还较少，在白诗中比较常见，而在苏诗中则已经非常普遍。以日记体最显著的时间因素为例，苏轼共有131首诗题明确记录创作的时间，其数量与比例在古代诗人中是十分显著的。综观这些时间出现的频率可以发现，苏轼在写诗的过程中，有某种自觉的年份意识，将一年之中值得记忆之事在题中标示出来。通过排列这些时间，可以大略知其一年之行迹，以此类推亦可粗窥其一生之轨迹。此外，面对重要的旅途行程或人生遭遇，苏轼往往连续在多首诗中，以时间为顺序，记录事态发展情况或旅途的见闻感受，如同一篇篇播报生活经历的日记，如以下五则长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