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4]10-0012-07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内在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纵观整个哲学史，大部分学者都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承认二者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然而，也有少部分学者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二者之间的彻底决裂，这主要表现为两大流派：一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以德拉—沃尔佩、卢西奥·科莱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①；二是以奈格里等人为代表的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这里，笔者主要围绕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展开比较分析，客观评价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和不足之处，以期为国内学界继续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思考。
一、新实证主义与自治主义：意大利传统内部反辩证法的两条路径
从起源来看，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同属于意大利传统，他们都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路径，拒绝承认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存在任何继承关系，力图从根基上彻底终结一切辩证法。不过，在历史起源和建构路径上，他们又完全不同：前者是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外在嫁接的理论产物，而后者则是意大利工人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相融合的内在结果。
苏共二十大之前，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一直是黑格尔主义的解读模式：一个是正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模式，另一个是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开创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在前者那里，黑格尔是以中介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后者那里，黑格尔则被奉为鼻祖。然而，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上述两种模式遭到了巨大质疑，在意大利则直接演化为党内的理论危机。为了重建党的理论权威，以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力图重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之中，建构一种完全不受黑格尔主义污染的新型解读模式。于是，他们以科学主义方法为后盾，上演了一场彻底反辩证法的滑稽剧。
在他们看来，黑格尔的辩证矛盾观是一种与形而上学相适应的“否定的神学”，它的“经典表达方式是‘A非A’。在其中，一方离开另外一方将无法存在，反之亦然(对立双方的互相吸引)。非A是A的否定，其自身只是一种空无，它只是另一方的否定……这两极自在或自为地都不是任何事物，每一极都是一种否定”②。这种矛盾观包含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第一，思维的否定性。思维不再遵循传统的同一律和无矛盾原理，而是成为充满矛盾和否定的逻辑本体，后者是它运动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二，现实的矛盾性，即所有现实存在物都包含矛盾。最后，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基于此，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神学虚构，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将这种形而上学视为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来源，简直是荒谬之极。殊不知，单纯地把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颠倒为物质辩证法，得到的并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仍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因为在后者那里，观念的矛盾同时就是存在的矛盾，二者是内在同质的。由此出发，他们主张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认为前者从来没有继承过后者的方法，力图从根基上彻底颠覆一切辩证法，由此走上了实证主义的不归路，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为后盾，上演了一场以无矛盾原理和真正对立来反叛辩证法的悲喜剧，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实证化转向。
首先，他们用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来对抗黑格尔的思维否定性学说。他们指出，科学思维应当符合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和无矛盾原理，思维一旦出现了矛盾，就变成了谬误。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思维否定性学说是与一切科学原则相悖的。其次，用实证主义来反抗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他们指出，经验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只有得到证实的命题才有意义，反之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他们提出要抛弃一切本质概念，把现象作为科学命题的出发点，强调用伽利略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一切社会科学，将实验视为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途径，以此来反叛黑格尔的思辨方法。最后，用康德的“真正对立”理论来拒斥思维与存在的同质性以及现实的矛盾理论。他们指出，思维与存在完全是异质的，决不能像黑格尔那样从思维的矛盾推导出现实的矛盾，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本质上，它们遵循不同的逻辑：前者是无矛盾原理，后者则是康德的真正对立。现实中存在的只是冲突和对立，而不是黑格尔的辩证矛盾。通过这些变形，马克思不再是黑格尔的嫡系传人，而是成为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康德的门徒，由此证明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内在同质性，实现了马克思与辩证法的彻底决裂，开启了彻底反辩证法的理论先河。
如果说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一种外在效应，那么，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意大利工人主义运动的内生产物。20世纪60年代后期，意大利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工人运动，也是在此影响下，出现了一种特别激进的左翼思潮，即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奥·特隆蒂、保罗·维尔诺、安东尼奥·奈格里、拉扎拉托、哈里·克里弗等。与以往的工人运动不同，工人主义或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再强调工会和政党的领导作用，而是强调工人自身的独特作用。特隆蒂指出：“我们的工人主义和意大利共产党官方工人运动的真正区别在于，工人这一概念在政治上的核心地位。”③在他们看来，工会和政党已经异化为统治工人的官僚机构，无法代表工人的真正利益，因此主张将工人运动从政党和工会中解放出来，直面工人本身，强调工人的自治作用。从这种立场出发，他们必然反对过去将工人和资本理解为对立统一的观点，力图从根本上超越辩证矛盾的解读思路，强调工人和资本之间的真正对立，建构一种与历史辩证法相对的、直面工人实践的激进政治哲学。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辩证矛盾的解读思路呢?他们并没有像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那样，回到科学主义的老路上来，因为在他们看来，用这样一种方法建构出来的马克思哲学，完全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纯理论研究，既忽视了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品质，也抹杀了工人的自主性，根本无法适应新时期工人运动的需要。这也是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在60年代中后期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对后者的扬弃，他们在方法论上走向了一种全新的道路，即以尼采、福柯和德勒兹等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道路。“在我们的武器中，是否存在一种建构分离的方法?是否存在一种建构集体主体性和社会关系的非辩证理论?这些问题直接促使我们思考过去30多年以来在反黑格尔主义的旗帜下发展起来的各种理论的政治相关性。在现代性的核心之处，我们发现了一条激进的批判传统——从斯宾诺莎、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它建构了一种取代辩证法的替代方案，为我们建构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方法论提供了开放空间。通过反辩证法的否定运动，这一传统展现了一种肯定性的建构过程。”④后者构成了整个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根基。后来奈格里也明确地指认了这一点：“我们已经把马克思和福柯结合在一起了，或者就我自己的发展历程而言，我可以说我在塞纳河里‘洗过我的衣服’，把我的工人主义和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了……此外，我们确信，而且现在仍然坚信，马克思可以被运用到后现代性的分析方法中来。”⑤通过这一嫁接，他们也就把马克思与黑格尔清晰地界划了开来：如果说黑格尔开创了一条辩证法的解读模式，那么，马克思则是这一模式的批判者和终结者，是后现代主义的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