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学①首先是作为一门具体科学发展起来的，从“专门解释学”到“一般解释学”，解释学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从特定文本如《圣经》、法律到适合于所有文本的解释技巧和方法，解释学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标志着解释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文本的理解确定下来了。随着解释学的发展，解释学几乎无所不能，功能越界现象频发。解释学逐渐上升为一种哲学，而哲学则降为一种解释学。事实上，解释学应作为研究文本理解的具体学科得到发展，而哲学应作为世界观得到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坚决反对作为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的解释学。 解释学与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国内外有着诸多解释。经济决定论、生产方式决定论等批判声音以及广义唯物主义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地理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范式相应出笼，每一种都试图把历史唯物主义纳入自身的理论框架，来建构自身的理论范式。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在解释学的名义下进行的探索。我们以后来居上者的面目活在当下，拥有解释权甚至随意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语权，西方解释学赋予了我们如此权利。据说拥有这种权利，我们就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了解他们自己，我们能从他们的著作中读出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甚至不曾言说的思想。先人和后来者由于时空的差异，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必然内蕴着一种不平等。先人没有发言权，他们唯一能释放的“声音”就是“文本”，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当代人占据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本质解释的最大优势。先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书面发言(文本)，而静止的文本是无法抵挡解释学船坚炮利的攻击的。每个人都成了伟大的理论家，作为读者、研究者，每个人都有解释权这一利器。面对已逝者，我们占尽“生”的优势，可以无休止地解读。针对这种现象，伊格尔顿不无讽刺地说，“也许马克思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后人会咬文嚼字地解读他的思想”②。据此，解释的力量不可谓不大，它可以让你光鲜亮丽，也可以使人黯然失色。正如马克思自己曾言：“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③ 在我国“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潮中，国内诸多学者以回到、保卫马克思为名，借助西方解释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读，但回到、走进等等绝不可能还原马克思的“本真面目”。解读者和文本之间始终存在“距离”。缩小“距离”还原本真，是学者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无疑开启了这一思潮之先河，这其中也包括俞吾金的《实践解释学：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与一般哲学理论》，王金福的《马克思哲学在理解中的命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释学考察》，吴学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解释学视域》，李金辉的《理解马克思——在“实践的解释学”视域内》以及王晓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等著作，这些著作无疑是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学意义上的理解。一系列著作和文章在解释学的视域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着全方位解读，无疑促进了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西方解释学应用的不断扩张下，马克思等人本身“所剩的东西”寥寥无几，解读者本人的思想却不断塞进其中。虽然，塞麦克等人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性上与解释学也有着共同可比之处，历史唯物主义“同一切力求理解地阅读我们的世界的尝试一起，是被包括在同一个‘解释学的圈子’内的”④。在塞麦克看来，历史唯物主义从广义上说本身就是一种解释学。但是，解释学这件外衣被诸多后来者穿错了，自然科学化、因果性的简单化，历史唯物主义就这样庸俗地为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所阉割。肯定客观事物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对事物还具有颠覆的力量，这是解释学所不具备的，而这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的最大区别之处。 在这里，我们首先得承认解释学有其合理的成分，不是如某些人所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离”和“背叛”，作为理解马克思的一种范式，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解释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解释，必然具有相对的、历史的、有限的性质。这就要求我们的理解和讨论应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而不是站在唯心主义解释学的立场上来讨论历史唯物主义，分清楚我们是在讨论什么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阐述每个研究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的个人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意见才是研究者的根本立足点。马克思哲学并不满足于从理论上对客观世界的解释，而重在改变世界。所以，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存在于他们全部著作的分析方法中，也存在于他们坚定地为无产阶级解放、奋斗的实际活动之中。谁都无法预料身后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也不会知道他们死后会有所谓解释学的兴起，而且它会变为可以肢解他们思想的“剃刀”。不过有一点他们看到了，就是在一位思想家死后，随意解读、注家蜂起是可能的。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尤为明显，注书五经、皓首穷经是古代文人的毕生目标。马克思特别强调：“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⑤恩格斯似乎有同样的预见，他告诉拉法格，“尽量逐字逐句地用马克思的话来表达这些论点，那是不够的；把马克思的话同上下文割裂开来，就必然会造成误解或把很多东西弄得不大清楚。”⑥很显然，解释学的践行者同样也宣称，他们提出“正本清源”、“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等口号，卢卡奇说：“我们是忠于马克思的学说，没有产生任何背离、提高或修改它的尝试。这种争论的目的是对马克思的一种解释，一种说明，正像马克思所理解的理论那样。”⑦孙伯鍨在《走进马克思》一书的序言中说：“本书使用‘走进马克思’这个名称，只是为了说明，本书的写作是严格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意愿进行的，决不代表任何一种标新立异的‘解读模式’。”⑧所有这些，都显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的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是，无论承认与否，罗蒂所主张的实用主义解释学在国内是很有市场的。随着后现代解释学的出现，历史意识的泯灭，主体性的丧失和距离感的消失，导致以解释主体的方式消解主体，解构式的、批判式的、元批评式的解读大行其道，企图拆解并重构马克思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国内学界也受这股思潮的影响，各种重读、重构、重建字眼的论著、文章纷纷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