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源头”考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建国(1965- ),南京邮电大学教授,江苏 南京 210023;萧玲(1950-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的源头,也是马克思哲学变革历程的开端。《给父亲的信》类似博士论文开题报告,而博士论文是其带着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回溯到古希腊自然哲学撷取“物质哲学、现象哲学、时间哲学、辩证法、实践哲学、因果哲学、生命哲学、无神论”等基因片段,“集成”出新自然哲学体系,并以此向“社会(有能动要素的自然界)”视阈平台跃升后,生成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这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自然哲学”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生成“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哲学思想”的内在关系。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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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哲学,一直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的重要研究领域。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的生成基础(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强调了这一点),也是贯穿“自然辩证法教材”体系中自然观、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内容的建构基础。然而,由于对“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研究滞后,使它被悬置,仅概念性虚在,也使它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具体引导作用,至今梳理不清。1990年,吴国盛在《自然哲学的历史与现状》①一文中概括了相关问题与挑战。1994年,陈铁炜在西方自然哲学史笔谈中说:“作为自然哲学观念的一个新的制高点,马克思的自然哲学思想……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伊壁鸠鲁,从这些先哲的思想中,马克思吸引了‘对象性’、‘能动性和受动性’,以及‘实践’等重要概念,以此作为建构新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基石,形成了他独到的新的自然哲学观念”②。这是我国学界延续至今的对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之生成问题的标准解释,但其并未解决“因何产生、何时产生、有何内容”等关联的关键问题。这些关键问题研究的滞后,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中出现了许多相关问题。因此,2000年,林德宏教授批评自然哲学“被遗忘”③,多位学者在2013年“中国自然哲学的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从理论与教学两个层面发出“拯救”自然哲学的呼吁。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且只能在马克思著作中沿其生成路径从头挖掘式地寻找。

       一、马克思自然哲学思想的起步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什么选择研究古希腊自然哲学?这可从1837年11月马克思《给父亲的信》④中找到线索。他在此信中回顾了1835年10月后的两年学术思想变革:最初是以比费希特更空洞的与实际形式无关的思路研究“法的形而上学”,继而发现“数学独断论的不科学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成了认识真理的障碍,在这种形式下,主体围绕着事物转,这样那样议论,可是事物本身并没有形成一种多方面展开的生动的东西”,进一步认知到“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从而发生学术观念上的颠覆,“我从理想主义……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正是这种颠覆,引导他审视了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毅然回到古希腊哲学去寻找“真正的珍珠”。为此,马克思说:“我这个不知疲倦的旅行者着手通过概念本身、宗教、自然、历史这些神性的表现从哲学上辩证地揭示神性。我最后的命题原来是黑格尔体系的开端,而且由于写这部著作需要我对自然科学、谢林、历史作某种程度的了解,我费了很多脑筋。”⑤可见马克思是去写黑格尔体系的前传,或者说挖掘其底层机制。尽管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没有确切地说出“自然哲学”,但其实已经可将它视为其博士论文的开题报告。

       马克思为自然哲学研究进行了哪些必要准备?虽可从梅林、麦克莱伦所写两本影响较大的《马克思传》中找到一些观点;但可信的答案,依然须从《给父亲的信》、博士论文(含笔记)中得出。

       其一,系统研读德国古典哲学。《给父亲的信》表明:对法哲学体系研究使他写下“约三百印张”的形而上学的原理,发现“这里首先出现的严重障碍是现实的东西和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他已经熟悉“费希特的那一套”,而且能做到比他更“现代化”,也发现这一套的“空洞”特征。对黑格尔哲学,尽管“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也做到了“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此外,他已经研读了谢林、费尔巴哈、亚里士多德等代表人物的一些著作。可以说,马克思是带着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回到古希腊哲学去寻找解决疑惑的“真正的珍珠”(或钥匙)的,但却不是带着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出发的。在博士论文序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指出,黑格尔体系也只是“大体上正确规定”了古希腊哲学的“令人惊讶的庞大和大胆的计划”,但它“不能深入研究个别细节”,“也妨碍了这位巨人般的思想家认识上述那些体系对于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精神的重大意义”⑥。

       其二,学习方式已经是批判式研究。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这时我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书作摘录的习惯……并顺便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感想。”这说明他已经从“不加任何批判地,只是按学生的方式”读书,转变为研究性的批判式学习。而且,此时他研究工作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我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我不想再练剑术,而只想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⑦。而且这种研究工作已经让他体验到,“在作这种种事情的时候……熬过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在的激动”⑧。

       其三,积极参加最前沿学术活动。马克思参加当时在德国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博士俱乐部的学术意义在于,“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紧密了;但是一切声音都安静下来,我陷入了真正的讽刺狂,而这在如此多的东西遭到否定以后,是很容易发生的”⑨。正是这种最前沿的学术活动,不但扩展了马克思的学术视野,也在学术争论中锻炼了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能力;而且让他得以进入一种“一切声音都安静下来”的最高学术状态,“真正的讽刺狂”和“如此多的否定”是马克思在哲学殿堂上与先贤对话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变身哲学宗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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