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与深刻的社会发展相伴随，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下简称“马哲史”)研究也获得了重大发展，取得可喜成绩：马哲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教材体系、课程体系逐渐建立并日臻完善；相应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相继设立并积极开展活动；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有较大扩展，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肯定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虽然对存在的问题难以做到细致入微的清理与“盘点”，但对其中存在的某些倾向性的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如一些研究基本上还是就史论史，回避现实，研究的成果缺少时代感和现实感；一些研究只注重通史式的宏观考察，对于细节性的微观探索未给予应有的重视，致使研究平面化；还有一些研究只停留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叙述，对其发展的规律和发展的方式未能予以足够的关注，启示性的东西并不多；等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深化马哲史的研究，是我们研究马哲史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回答这一课题固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重要的在于，要增强研究的方法论自觉，因为研究的方式、方法如何，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效果。所谓方法论自觉，就是要对如何看待和研究马哲史的一些基本立场、方法、路径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以廓清认识的迷雾，明确其研究的方向。就方法论而言，马哲史的深入研究应当注意坚持下述几个结合。 一、坚持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就蕴藏于思想发展史中。因此，正确地阐释马哲史，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就实际研究过程来看，“史”的研究对于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意义。 马哲史作为一种思想史，要推进理论研究，无疑要将其思想的来龙去脉讲清楚，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但是，马哲史的研究是否完全可以就史论史，回避现实?或者说，是否可以离开现实进行“纯学术”的研究?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全面了解马哲史的基本特点。马哲史当然是思想史，但这种思想史显然不同于其他以抽象论题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史，而是有着鲜明实践特色的思想史。 首先，它是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思想发展史。马哲史不是纯粹的概念演变史、逻辑演绎史，而是植根于实践又指导实践、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历史，是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的发展史。这一发展史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国家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深刻反映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 其次，它是不断回答时代课题的思想发展史。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因而哲学要抓住“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论著和思想，均是在具体回答时代重大课题中形成的。正是立足时代要求、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始终适应时代步伐，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因此，马哲史向来不是与社会实践脱节的。这就决定了马哲史研究应当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的道路来推进，这就需要“回到马克思”。所谓“回到马克思”，并不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具体结论，而是要回到其基本的轨道上来：即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即自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寻求道路；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因此，面向现实，转向现实世界，这正是今天我们研究马哲史的基本方法论。 要使马哲史研究面向现实，重要的在于把握好两个关系。 一是马哲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关系。所谓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就是指马哲史自身发展的内在联系与演化趋向；所谓历史逻辑，则是指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及其客观规律。从历史上来看，任何哲学史都与社会历史有着一定的联系。“懂得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容易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解18世纪、19世纪的德国，就容易理解康德、谢林、黑格尔。哲学的差别，内在地隐含着时代的差别”。②如果说其他哲学尚且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更为突出，因为它直接就是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产物，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没有社会历史的这些重大变动与发展，就没有马哲史的产生。因此，马哲史的“史”，内在地包含着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刻内容，或者说，马哲史作为思想史，深刻反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社会发展史。为此，必须弄清马哲史内在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关系问题。研究马哲史，当然需要把马哲史的内在逻辑搞清楚，并把它准确地揭示出来，但是要深刻地揭示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又必须深入到理论背后的历史逻辑，因为前一逻辑归根到底是后一逻辑的具体反映。马哲史的内在逻辑或思想发展进程，实际上以哲学的方式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进程，反映了这一社会历史进程的矛盾运动和发展规律。要深入研究马哲史，必须对当时的现实予以充分的观照，这就是要具体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所处的不同时代、每一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文本之间思想转换关系产生的历史条件变化等。只有把这样的历史逻辑搞清楚，才能真正揭示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否则，就会形成马哲史研究中的诸多困惑或悖论，如所谓的马克思“前后思想矛盾”、同一个马克思的“不同思想间的矛盾”、“内在冲突”等。对于这些所谓矛盾和问题，仅靠文本的上下文关系来解读是无法解决的，必须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两种逻辑的统一中来加以把握。如在马哲史的研究中，常常看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坚持的是社会发展“五形态”理论，主张世界历史是整体性的，因而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也是唯一的；而到了70年代中期后，马克思思想发生变化并改变了这种观点，认为某些国家的发展不必经历这样的形态演变，是可以“跨越”的，因而历史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按照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前后期的思想就表现为所谓的冲突、矛盾，即：讲“五形态”依次更替的理论，就不能谈“跨越”；讲“跨越”，就意味着“五形态”论的失效。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上，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思想断裂和冲突?如果不是望文生义、主观臆断，这一问题应该说是不难回答的。“五形态”论和“跨越”论本质上并不是自相矛盾和冲突的，而是所依据的历史条件或历史参照系各不相同：前者是就世界历史整体而言的，后者则是根据俄国公社的实际状况而言的。正是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历史参照系不同，才会有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这两种理论根本构不成什么冲突关系，这是因为，“跨越”论恰好是在坚持“五形态”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此可见，离开了特定的历史逻辑，很难说清楚马克思不同时期思想间的相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