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空间政治哲学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政治哲学思想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学界对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尔、苏贾等人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英国著名的激进地理学家、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生于1944年)的别具一格的空间理论却一直没有受到重视，其著作已有两种译成中文①，但相关研究还很薄弱。本文拟从马西提出的“生产地理学”、“权力几何学”、“全球地方感”理论入手，对其空间政治哲学理论作一初步梳理与分析，以期推进相关研究。 一、劳动的空间分工与不平等的再生产 多琳·马西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英国环境研究中心(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Studies，简称CES)，这是一个由英国政府和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建立的研究机构，该机构素以激进主义而闻名，但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因削减经费，难以为继，CES随即不得不被关闭。而正是在CES工作时间，马西开始构思日后久负盛名的“工业区位”批判理论，为后来她的开创性著作《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奠定了基础。离开CES后，马西来到了英国开放大学，逐渐成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研究领域涉及空间理论与经济地理，阶级、性别、职业与不平等，“区域不平衡发展”，城市化、全球化及女性主义问题等，其思想较多地受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列斐伏尔的“都市马克思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影响，同时，她的研究反过来也进一步重新塑造了这四种“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可划归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与当代西方许多空间理论学者视角不一样，马西以空间为分析工具对资本主义生产问题进行了地理学的研究，建构起了“生产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与分析模型，为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运行与新变化提供了新的视野。早在1979年，马西就在《区域问题的意义何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劳动的空间分工”(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这个概念，试图从空间的角度来解释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其1984年推出的代表作《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刻系统的阐释。该书具有浓厚的政治经济学色彩，但不同于哈维以资本积累的空间化逻辑为分析范式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马西是以劳动的空间分工及其组织结构作为分析焦点与中心线索的，从而彰显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重要方向、路径与特色。 马西在该书的一开始，就重新探讨了空间的内涵及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她认为，空间不是预先存在的盛装事物的容器，它具有关系属性，“实际上是由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构而成的，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们主动地在生命的组织和生活中创造空间(某个时间空间，多个时间空间)。而且，我们创造空间的方式，将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结构化和我们生活的结构化”。②由此，马西特别强调了空间之于社会理论的重要性：“‘地理’应当从一开始就是具体说明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是在空间中发生的，而这一点制约着其性质”③。因而，《劳动的空间分工》虽然关注的焦点是在传统上被称为“经济的”事物，但主要探索的则是产业区位(industrial location)的机制、城市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形态的变化，其总论点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种种支配性空间分工之间发生的重大变动背后是生产关系的空间组织的变化，是在此所说的生产空间结构(spatial structures of production)的发展和重组。空间结构的这种变动，是对经济的和政治的、本国的和国际的阶级关系变化的反应。它们的发展是一种社会过程和冲突过程。”④ 确实，劳动分工是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要主题，⑤但长期以来，传统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的技术与社会分工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忽视乃至忽略了劳动分工的地理空间内涵。与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劳动分工不同，马西关注的是“劳动的空间分工”，它主要是指在空间维度上展开的多种类型的“产业”劳动分工。这里的“产业”不单纯是制造业，还包括电子信息行业、服装与鞋类行业、服务业、采矿业等；也不单纯是劳动力及其职业的地理分布，更包括技术、职位、部门、所有权、权属关系、行业、内部结构等要素的空间分布；它既包括一个国家内的“产业”的地理分布，更指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新的经济地理现象，例如，在生产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产品的制造并不一定局限于某个特定地区，各个生产环节很有可能会被分配到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分配方式是按照各地区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成本来设定的。马西指出，对“劳动的空间分工”的研究就是要广泛而深入地研究上述多种类型的空间分工现象，不仅要经验地、实证地分析国家内部及全球化中的劳动空间分工诸种现象，更要揭示其形成的原因与造成的结果。马西认为，劳动力在空间上进行分配的同时，等级关系的分配也在进行着，这就形成了所谓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她在论述工业变迁与空间变迁的问题时也指出，“宽泛地说，在职能上越靠近总部，社会地位就越高，而且既然等级体系拥有一种空间形式，社会分化和空间分化显然是相关的。”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