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一个综合性概念，国内外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全球化作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进行了阐释。长期以来，资本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卫·哈维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视角，揭示了资本积累在全球化形成与深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把地方重建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合理性。 一、资本与全球化 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福特制的天然短板——“刻板”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尽显无遗，致使资本和劳动力出现盈余，福特制最终走向历史的终结，而交通和运输成本迅速降低使得资本日益增加在地理上的流动，一种新的克服福特主义危机的生产方式——“弹性生产”应运而生。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趋势要求资本自身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式”①，并通过空间延伸实现资本的空间转移，进而解决过度积累问题，这也成为全球化迅速扩大的内在动因。而依托现代技术的“灵活积累”则成为全球化实现的外在手段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资本主义一次重大空间重组，空间重组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同时也加剧了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面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长期性、永久波动性的特征，哈维试图通过整合全球化、身体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去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生产的时空矛盾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政治、社会、生态等一系列问题。 从宏观来看，全球化导致生产组织形式、商品信息流动、地缘政治、城市化、全球性环境、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等不平衡发展的新问题。资本在拓展全球空间过程中，导致利益的非对称性，以及人们的收入差距增大，落后国家和民族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地理上都进一步被边缘化，这些空间规模的生产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而与此相联系的地理差异的生产“总是不断地被当前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态过程所再生、维持、破坏及重构”②。“体现为一个又一个的地理学景观不断被建造和毁坏，新的地理学景观不断出现”③。城市作为资本和阶级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化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但城市空间的“创造性破坏”在一定程度上为过剩资本和劳动力找到合适去处。同时，不平衡地理发展还体现为资本对现代生活领域的全面入侵，资本主义的统治重心已由生产转向消费，由经济政治领域转向日常生活领域，“日常生活世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共谋者”④。最后，作为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两个面向，空间规模和空间差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主要体现在特定空间规模内的地理差异是空间规模生产的动力，也是全球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内在动因。但空间规模的全球化趋势与特定空间规模上地理差异的地方性、特殊性诉求常常会发生冲突，这也成为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和全球化面临的内在矛盾。在哈维看来，这种矛盾的解决需要开放空间规模和差异的生产，甚至是开放差异和规模的内部及其之间展开竞争的地带。 从微观来看，全球化时代的资本在地理上的流动日益加速，资本积累不但损害了作为空间生产起点的劳动者的身体空间，而且分裂和瓦解了作为抵抗场所的身体空间的抵制和反抗力量。哈维对身体的关注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性别、女权主义者所青睐的身体空间上，而是注入了自己一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在社会空间变迁中考察身体的存在、生产、循环、作为“未完成的计划”以及作为政治抵制和反抗场所的意义。哈维把身体理解为资本积累及运作的基本空间单元，既承担特定的经济角色，在生产过程中被资本家创造利益的野心所驱使；也直接卷入政治领域，被有目的有意识地创造出来，劳动者的身体被异化为机器的纯粹附属品和资本增值的手段。哈维指出：“资本是通过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的身体来循环的，并因此把劳动力变成了资本循环本身的附属物。”⑤劳动者自身的生产和消费是资本再生产的前提条件，也是资本进一步积累所需要的理性消费场所。由此不难看出，劳动者的身体在资本循环的时空关系中始终是被动的，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也正是这种异化分裂和瓦解了劳动者对资本进行反抗和抵制的力量。哈维认为：“保存劳动者个人和身体在可变资本循环过程内的完整性和丰富性是劳动过程内外争论和阶级斗争得以发生的支点。”⑥ 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一种条件、一项特定的政治规划、一个明确的地缘政治方案，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而“对替代生产方式的探求最初正是从劳动身体的潜力和可能性角度来考虑的”⑦，如何通过斗争的方式克服个体的异化，这就要求必须找到某些特定方式来连接身体的微观空间与全球化的宏观空间。哈维认为应当把争取作为劳动者的身体的尊严与权利作为阶级斗争的基础。他从可变资本的循环出发，将身体视为全球空间的积累策略的缘由及过程来解释，身体如何被自身遭遇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外部力量塑造，身体实践又如何反过来改变自身的生产过程，从中寻找人类反抗与革命以获取空间平等、正义和自由的契机，把身体从资本积累和不平衡地理发展的镣铐中解放出来。 二、地方：与资本积累合谋也是抵抗的场所 “地方”作为当代批判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其最直接且常见的定义是“有意义的区位”，政治地理学家阿格纽指出，区位、场所、地方感是“地方”的三个基本面向。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作为差异空间的“地方”逐渐为资本积累所超越，地方的意义正在被全球性力量中和与消解，原有的对于“地方性”的想象却在认同中被逐渐加强，本土力量试图在“时空压缩”中保存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