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叶以后，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在致力于解读现实生活世界、把握当代社会实践时，兴起了一股被称为“空间转向”的理论思潮。该思潮指责传统社会理论固守“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学术理路，主张以“空间”为轴心或引线来规划当今的社会理论研究，力图“在批判的社会理论中重置空间”，以便克服传统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知识增长方式。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力推“空间转向”的思想家，程度不同地把“历史决定论”当作传统诠释路线的主要代表，也就合乎逻辑地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这些推动者自认担负着构建“空间化的本体论”的理论重任，而这一转向首要且关键的目标正在于颠覆传统的本体论，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在此转向中所遭遇到的评判，毋宁说面临着发自于本体论原则高度的挑战，事实上正处于本体论的分殊或排除的诘难之中。厘清了关于“空间转向”问题的言说语境，本文基于本体论之基本要求的视野也就随之而出：我们将致力于揭示空间以及空间生产成为理论焦点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成因，绽露创造性地转化“空间转向”之积极成果的现实可能性。 一、现代文明造就的生存选择 无论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等人以及其他的赞同者是如何肯定地论证和阐扬现实生活中的“空间转向”问题，但人们似乎免不了要碰上这样的追问：空间作为人类现实生活的基本元素，自古有之，未曾须臾失落，何以在20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地凸显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焦点问题?何以所谓“空间实践”、“空间生产”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也与其他因素一起被说成是现代性的真正本质和体验?倘若问题的这种提法确实合理可靠，问之所问也顺理成章而非人为斧凿，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只有深入于问题之源发地、根基处，才能把握“空间转向”作为问题的全部意义和真正影响。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一个重要论断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①我们就此相信，“空间转向”思潮的产生、传播和流变，毕竟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在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下，人类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个人是自己赖以存在的人群共同体的附属物，通常被看成是共同体的“一个肢体”，共同体则被看成是个人肉体的延伸。在这种以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状态中，“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②。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和认知，莫不局限在身边的土地、无机自然这一天然给定的范围之内。人们由此当然需要展开并形成关于“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之种种思考乃至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如土地之类的“客观条件”并不是人们劳动的“产物”，而是作为“前提”先期存在于人们再生产过程之前。在自然经济时代，这一前提是如此之不言而喻，更是如此之司空见惯，以至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人的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说来，空间固然还是有可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但空间生产、空间实践在这个时候肯定不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热门话题。 问题在于，“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状态不过是人类的初始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③。如果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毕竟阻挡不了，个人也势必要越过自己所属共同体的边界，那么，“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和被取代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过程。不消说，这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毫无疑问归功于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正是通过创造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资产阶级完成了这场关乎人的前途的“革命”。经过这一革命洗礼，原始的血缘和地域联系失去了社会约束力，商品、货币、交换等上升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人们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这是人类总体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经环节。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状态转变过来的历史性成果，除开确立了“资本的绝对统治”作为社会生活主导原则之外，我们尚能发现到的社会生活变化至少还有：其一，人的“原始的”丰富性让位于“人的独立性”，工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劳动，亦即“自由劳动”与“自由工人”的形成和实现。其二，作为劳动之客观条件的土地、无机自然等等，失去了与劳动“天然统一”的性质，而与劳动相分离并形成了实际的对立。劳动者与劳动之客观条件的再度统一，需要经过资本这个中介的连接和指引。其三，大工业的形成和发展，使“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决于科学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亦即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④。其四，交换价值以及交换价值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瓦解了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导致“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役使。同时，“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⑤。 诸如此类的变化，当然还可以罗列出更多，但仅此四项即可标明资本“新时代”的横空出世——这四点变化本质重要地培育了这个“新时代”的基本元素：独立的人、劳动的客观条件、大工业、交换价值。而更为重要更有影响力的意义还在于，在资本原则的普照之下，这四个元素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不仅成为资本“新时代”的主导标志，而且是这个“新时代”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发动力量。毋庸分说，这些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正是现代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基本架构。既然如此，“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就被放进历史陈列馆之中，现代生活及其辩证运动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现实。这就是现代文明的降临。而且，由于构成元素的不可或缺性质，我们当能相信整个现代文明的必然性和恒久性。这样的话，我们试问：当今学术界热议的空间问题，是不是在现代文明中有其根苗?这里的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毋宁说，空间问题正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或曰现代文明必然让空间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文明的构成元素中找到可信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