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转移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社会现实之一，是农村劳动力从转出地出发，到达转入地工作，并可能在两地之间不断流动的过程，具有明显的空间移动性。因此，其空间特征与地域原则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国外，20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革命开始将研究的出发点转移到空间特征和数量模型上[1]，如Zipf将引力概念用于人口迁移研究[2]，Stouffer提出了中间机会(intervening opportunities)的概念[3]；20世纪80年代，基于宏观的“推—拉”模型或行为水平上的“刺激—反应”框架[4]，大量的移民空间选择模型被建立[5]；20世纪90年代，民族志方法受到关注，认为其能够抓住移动的速率、节奏、联系，进而较好地揭示人与地方的内在联系[4]。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特征的关注有：从宏观整体上把握中国人口、劳动力迁移的基本流向与流量[6-8]；从行政区域尺度，探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在本村或附近村庄、集镇、县城、大中城市，或省内、省外的倾向[9,10]；物理距离尺度，关注距离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决策的影响，打工者在打工目的地的群聚特征[11-13]。整体来看，国外学者对移民空间特性的研究已逐步由传统的统计分析转向关注社会文化关系的质性分析，而中国学者目前对个体时空行为路径及其演化特征的研究仍涉及较少。 时间地理学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瑞典地理学家Hagerstrand提出并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论[14]。他把人口统计学的生命线(life line)概念加上空间轴后得到的生命路径(life path)概念应用于人口移动的传记性研究中，成为行为地理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该方法被广泛运用到日常通勤、购物、休闲等活动的研究中[14-16]，多关注一天24小时这个时间段。当关注时间较长时，Davies等指出以时间轴为基础的纵向分析法更加适合具有连续性与动态演变过程特质的人口迁移研究[17]，Tornqvist考察了有成就的科学家在适宜的创新环境之间的迁移流动[18]，Frandberg分析了瑞典年轻人跨国移动的时空路径[19]。可以说，用时间地理学方法开展人口的迁移流动研究，国外虽有一些初步成果，但针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较为少见。 借鉴时间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时空路径的概念与测度方法。以安徽省为研究区，选择4个样本村进行实地调研，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路径类型与特征。有利于从个体微观角度，深入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空特征及其制约机制，从而为区域与城市人口管理提供较为清晰的思路。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概念内涵与问卷设计 时间地理学是分析个体活动参与和活动机会限制的有效框架，时空路径是框架中的基本概念工具，记录个体在时空中移动的轨迹(由驻点和轨迹片断构成)[20]。借鉴该理论，将农村劳动力伴随转移就业过程形成的活动轨迹称为转移就业时空路径。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涉及时间较长，往往是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采用生命路径的方式[19]，称之为转移就业历程，其活动轨迹只包括农村劳动力每年在家乡和就业地之间往返，而不包含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活动轨迹。测度主要内容有：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时间与空间特征，时间采取年作为计量单位(1991年为起点)，空间以地级市(直辖市不细分)为单位；②转移就业特征，包括每次就业的工作类型、收入、每年回家次数等；③影响就业路径的原因，包括获得工作的途径及放弃工作的原因。据此设计调查问卷。 2.2 案例地选择与实地调研 安徽省农村劳动力众多，人口分布极不平衡，省内经济欠发达，紧靠长三角发达地区，是全国重要的劳务输出地。根据人口、经济、地理位置的差异性，选择转移就业模式有较大差异的阜阳、合肥、巢湖①、黄山四市的典型行政村作为样本地(表1、图1)，进行实地调查，获取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
图1 样本村的区位示意图 Fig.1 The location of four sample villages 调研在2012年1月15日-21日间进行，利用外出打工的农民回乡过春节的时期，研究团队分成四个小组，分别在双钟村、周楼村、汤徐村、仙和村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分别获得192份、169份、178份、223份问卷。其社会人口统计特征为：男性比例是女性的两倍；年龄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26～40岁年龄段是外出转移就业的主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受访者占多数(占总数的70％左右)；80％以上是已婚；打工地在各样本村差距很大，呈现市内、邻省、省外(除邻省)三种类型；职业类型呈现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三分天下的格局，但各样本村差距很大(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