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按照竺可桢提出的地理学要为农业服务的方针，中国的农业地理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并取得了一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如：为中国农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的中国农业区划[1]，引领中国高新农业科技发展的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改造的配套技术和措施等。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工业与城镇化进程使得中国乡村发展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乡村发展步入转型新阶段，面临加入WTO后国际贸易竞争、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产业与就业结构转型的巨大变革和挑战。对此，国内地理同行开展了大量的综合性、前瞻性与系统性的农业与乡村发展研究工作[2]。同期，国外的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可为发展中国的农业与乡村地理研究提供很好的借鉴[3-4]。本文拟梳理近年来国际上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并结合实际提出发展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有关思考，以推进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学科的纵深发展。 1 近年国际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进展 1.1 研究领域的拓展深化 随着农业市场的全球化及各国农业部门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场企业开始从事跨国农业生产活动，全球化对农业生产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个体或群体的影响逐渐成为了国际农业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5]。此外，随着对全球气候变化关注的不断提升，运用农业系统空间模型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地理尺度分析成为农业地理学的另一重要研究内容[6]。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多功能农业倍受推崇[7-8]，但农业与社区发展及相关政策规划的研究逐渐被溶入了乡村发展的研究范畴[9-11]。 目前，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们对于城乡特性混乱、难以区辨的城乡空间环境的经验性调查研究兴趣逐渐浓厚，趋向于把乡村概念化为一个混合的或网络化的空间[12-14]。诸如此类的城乡空间交错混合的概念有：乡村地区的小城镇[15]；新城市远郊的发展[16-18]；城市通勤范围内的城市外围社区[19]；城乡结合部[20-23]。近期相关研究则强调：这些空间对于基于城乡分割而做出的土地利用规划提出了严峻挑战[21-25]；它们是城乡利益冲突的场所[25-26]，同时也是城乡特性协调和争夺的竞技场[19-20]。近年，国际上有关学者试图以三种模式来描述城乡之间的地理区域范畴并解释两者之间作用力的动态[12]：“城市地区”(the cityregion)，“城市远郊”(exurban)，乡村地区“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乡村化”并存[27]。国际上的乡村地理学家正在重新思考城乡交互作用的本质及其衍生的空间[21]，而乡村性一直也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28-32]。Woods综合近年来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种种新进展，提出乡村地理学需要研究乡村性的表现，需从原先关注于乡村的物质性，转而关注其政治经济结构乃至社会建设[33]。这一发展不仅为乡村地理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问题，而且也促使了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并为新的跨学科联系开创了机遇。 1.2 研究理论的发展 20世纪，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70年代的功能视角阶段，通过明确乡村独特的功能特点来确定乡村空间；80年代的政治经济视角阶段，试图将乡村定位为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过程的产物；90年代的社会建设(socially constructed)视角阶段，认为与乡村性、乡村空间和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乡村的重要性体现在其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层面上[12,34]。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地理学在理论体系和概念形成方面又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12,35-37]。Parr主张：当被置于特定的城市地区范围，城市和乡村的分类可以用一种更能充分反映两者之间内部联系的方式来考虑，如此一来，城乡关系在互为竞争、互为补充方面变得更为明显[38]。但Woods认为“城市地区”模式在论及乡村地理区域时仅单独考虑乡村与城市的联系，而忽视了跨区域的交叉的等其它意义上的乡村条件，并使乡村在城市支配的经济和人口结构层面进一步被边缘化[12]。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的深入发展，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了乡村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开始转向研究乡村的再现表征(representation)[33]。国际上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方面的另一重要进展是基于乡村区域所在、正式的乡村表征和乡村日常生活的“乡村三重空间模型”(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39-41]。 1.3 研究方法的革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地理学中文化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与之相伴的是定性方法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关注群体、民族志学与参与者观察和文献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与应用[42-44]。不可避免随之带来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的两极分化，即相关研究倾向于仅采用定量或仅采用定性的方法。在英国的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定性方法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其他国家定量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33]。近期，定性研究方法在乡村地理学研究中广为运用，如深入访谈“生活史”(life story)方法、系列定性实地调查方法和“关注群体”(focus groups)式调查方法[43]等。近来，在乡村地理学研究方法层面的明显进步是大力推广了打破定量与定性区分的Q方法[45]。21世纪以来，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成为了乡村地理学研究者的终极任务与挑战。Madsen和Adriansen极力主张使用更为综合的多元方法，即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方法，其研究表明多元方法模式有助于研究单个参与者的行为和价值观，从而有助于强化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有关乡村空间用途的认知[46]。
